【大紀元8月30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張謙臺北特稿）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的惡劣關係，可能獲得重大突破。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三十日表示，北京政權已同意香港立法會全部六十名議員下月底前往中國廣東考察，當中包括香港民主派議員。

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關係的不和，可回溯至九十年代初期，當時中國尚未併吞香港，香港民主派組織了香港民主同盟，後來命名為民主黨，積極爭取香港實施民主選舉。英國派駐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在香港推動政制改革時，民主黨是最忠實的支持者，也因此遭到北京政權的打擊。

除了民主制度，導致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不和的另一個癥結是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八九”民運期間，以李柱銘和司徒華等人的民主派人士，曾發動百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北京政權鎮壓學運。

“八九”之後，香港民主派人士組織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核心人物除了李柱銘和司徒華，還有劉千石、李永達、李卓人和李華明等人。支聯會成立後，每年“六四”期間都會舉行燭光晚會以及要求平反“六四”的遊行，使香港成為不折不扣的反中堡壘，也引起海外媒體的關注。

就是因為民主問題及“六四”的癥結，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近十多年來一直結怨；而在香港民主派鼓吹香港實施民主制度並爭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之際，北京政權則不斷批評香港民主派在海外“唱衰”香港，為他們扣上“抗中亂港”的帽子。

北京政權除在言論上批評李柱銘等人外，在實際行動上也禁止他們去中國。過去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試圖到中國時，不但被禁足，連合法申請得來的回鄉證也被沒收。

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香港爆發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後，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的關係更加進入穀底。“七一”後，香港民主派趁機發動一場民主浪潮，一時間令香港政局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北京政權卻也不動聲息地派遣大批人員赴港瞭解情況，再作部署。

從那時起，北京政權一改過往幾年不介入香港事務的做法，採取連串措施穩定香港局勢。概括而言，北京政權首要工作是協助香港經濟復蘇，以穩定香港民心；另一方面也開始接觸個別香港民主派，以緩和局勢。但對於現任立法會議員李柱銘、李永達、李卓人和梁國雄（俗稱長毛）等人，還是置之不理，也禁止他們到中國。

所以，這次北京政權答應曾蔭權的請求，同意讓香港全部六十名議員到廣東考察，無疑是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關係的一次突破。

對於北京的做法，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說：“這相當高明，北京可以藉此塑造它的開放形象，也是順著香港的民意走。”

他並認為，目前北京高層對香港民主派的手法，與它對臺灣的手法如出一轍，就是一手硬，一手軟。

在硬的方面，面對香港民主派提出普選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北京方面一口拒絕，並通過人大解釋基本法，來堵塞二零零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零八年普選立法會的可能性。

在軟的方面，“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後，北京方面開始接觸部份民主派人士，表達願意接觸的態勢。

劉銳紹認為，這次北京當局進一步批准包括民主派議員在內的立法會議員前往廣東考察，是進一步表達善意。他並認為，民主派議員有必要作出積極回應，否則在與北京當局的較勁中，將會陷入困境。劉銳紹說，面對北京當局的這種舉措，香港民主派只能“接招”，透過對話來來爭取更大的利益。他認為，中國現在是愈來愈開放，在香港民主問題上，也絕非是一成不變，民主派與它對話，是爭取民主的上策。

香港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問題分析家則認為，北京政權邀請香港民主派議員一起到廣東訪問，傳達兩方面的政治意義。首先，這符合北京政權在香港爆發“七一”遊行後提出的和諧政策；其次，這個意見是曾蔭權提出來的，北京政權接納他的意見，是要藉此對外表達支持曾蔭權施政的意念。

更重要的是，看來北京政權對掌握香港局勢很有信心，開始主動出招，以化解香港的矛盾，製造領導層所期待的和諧社會。但這位人士認為，一次的突破，不見得就能夠消除北京政權和香港民主派的普選爭議，相信這只是第一步，如果順利的話，相信今後雙方還會有後續的互動。

他也認為，香港民主派要打開與北京政權的死結，恐怕只能應邀前往，否則將會陷於被動；如果香港民主派與北京政權最終能夠就香港普選問題達成某些共識，可以爭取到中國、香港及香港民主派的“三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