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2005 年 10 月 30 日

新任律政司司長上台，畢業劍橋，形象精英，且出席過反釋法大遊行，民望鵲起，聲譽良佳，但是在記者會，被問及「人大釋法」問題，說了一句「會按良知辦事」，即遭到親中狂熱分子攻擊，指這位出身寒微的新秀「不尊重法治」。

身為律政司司長，剛上台就被炮轟為不尊重法治，是很大的羞辱。這位親中狂熱人士的意思，其實是指這位新秀司長「不尊重北京」。紅朝中國政治，絕不講什麼「良知」，更無獨立知識分子的人格可言。毛澤東鬥垮劉少奇，發動禍害全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總理周恩來何嘗不知道這是瘋狂的行為，也一樣捧吁「紅寶書」高喊萬歲。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議，由周恩來親自向劉某傳達，而且選擇在劉少奇生日的那一天，這位「人民的好總理」又何來的「良知」？反而膽敢刺殺暴君的林彪，孤高勇毅，絕地一擊，除了為了自保，或許還出於一點點人類的良知。

黃仁龍

在一個「人妖顛倒是非淆」的國家主管律政，一個受英式普通法訓練的專才，根本是文化大錯配，如果太講「良知」，則等待他的，是「咒念金箍聞萬遍」的宗族家法。對於這位「特區小馬哥」，親中狂熱分子及時跳出來叫陣，未嘗沒有好處，及時提醒了他，不管什麼劍橋皇仁，至緊要做一個傳統的中國人。

「小馬哥」的困局正在於此。其實不必提升到什麼中國家長制和英國法治衝突的文化層次，英國的司法訓練，也有一派理論，叫做「出租車排隊法則」（Cab-rank Rule）──到天星碼頭看看，出租車接客在排成長龍，搭客上車也要排隊。出租車按照馬路邊畫的格子，先後三輛成一小列，哪一輛出租車剛輪到哪一位乘客上車，但憑緣份，第一輛的司機，知道上車之後的乘客只去文華酒店，算一算只能賺十五元車資，不可叫他下車滾蛋，試試下一位乘客。所謂Cab-rank Rule，就是輪到你的乘客上車，司機沒得選擇。

英國的大律師比較信奉「出租車排隊法則」，認為「替哪個顧客打工，就替他辯護」，不管這位顧客是不是聲名狼藉的大魔頭。然而美國的司法界還有一條理想：監於法律容易成為有錢人的工具，對於「出租車排隊法則」不太認同，傾向相信律師和法官無論任何時候應該首要考慮受壓迫的階級利益，除了專業的辯才，面對財雄勢大的政府、銀行、跨國企業，他還要有「獨立的天職」（Duty of Independence）。

出租車司機接客，有如輪籌子，但一位英國訓練的大律師精英是否願意出任一個以「農民革命」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卻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哪一個老闆出糧，替哪一個老闆說話，香港打工仔最緊要「有糧支」，而不是「有良知」。「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的政治長恨歌，音韻悠揚，於今未絕，新的律政司司長不會聽不到的。難怪這位親中狂熱分子如此氣急敗壞，他的遺傳基因之中的君臣父子的政治嗅覺，令他馬上聞到「憑良知辦事」這句話的「反共反華」氣味，高度發達的小腦條件反射功能，促使他跳出來向這位新進精英發出第一炮，雖然立論不對，因為這位親中人士讀的不是法律這一行，但如果我是胡錦濤，我還是會獎賞他，並為中華民族永遠不缺奴僕和打手的大量「人才」而深感欣慰。

然而，單憑英式的「出租車排隊法則」，吃誰的飯，替誰說的話，又是不是足以壓倒「良知論」？如果英國在這方面的論說是如此非黑即白之簡單，這個國家就不足以成為法治文化垂范全球的偉大搖籃。英國上議院大法官鄧寧勳爵（Lord Alfred Denning），一九九九年逝世，壽高百齡，被譽為上帝級的司法長老，不但在大西洋兩岸地位尊崇，生平經手裁判的大案無數，書寫的判詞經典甚繁。政府和民間許多重大的法政紛爭，一直上訴到鄧寧勳爵之手，鄧寧的最後裁決，真正一言九鼎，帝后王冑噤聲而失色。

鄧寧勳爵性好打抱不平，同情弱小，許多案子經他裁決，「人情」的考慮偏在「法理」之上，往往引起司法界和政界的爭議。鄧寧勳爵生平論著無數，尤專注研究宗教和法律的文化關係，他有一句斬釘截鐵的名言：「沒有宗教，就沒有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法律」（Without religion, no morality, without morality, no law）。良知正出於道德的判斷，鄧寧勳爵認為：當良知和法律衝突的時候，一個法律家應以良知為任，因為無論資深的法官和律師，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

特區新任律政司司長的困境，到這裡又加添了一重：既然鄧寧指出，道德和良知，源自宗教信仰，中國文化並無宗教，卻另有二千多年儒家的宗法信仰，孟子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中國儒家信奉「王道」，此一「宗教」，開闢了「君臣父子」的另類道德，那麼以道德為源，「良知」為本，自秦始皇以來，繼朱元璋以往，承毛澤東的家天下以還，中國人社會侍臣應該信守的「良知」，與鄧寧勳爵追求的良知，是兩回事。

可是，這裡又碰上了新問題。連中國總理溫家寶也不得不承認，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觀」，所謂「普世」，亦即承認只有一種，尊崇人權，是出於良知的感召，那麼良知又何嘗能分什麼「東西方」，何來有什麼「帶有中國特色的良知」呢？

在二○○五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在所謂的「國家」和「良知」之間，三千年烽火，八千里河山，應該如何取捨，恐怕不是一位四十出頭的「年輕人」所能負擔。

在荷李活大導演史丹利克藍馬六十年代的電影《紐倫堡審判》中，由史賓沙德利西飾演的美國大法官，奉派到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審訊四名納粹時代的德國大法官，他們曾經把猶太人「依法」判決送進集中營，四位前任法官一概辯稱無罪，因為他們不過是嚴格遵守當時的國家法律，而且猶太人後來被集體屠殺的命運，他們一概不知，也不能負責，因為這一切都是當時的「法治」。

但是他們還是被判有罪。電影最後一幕，史賓沙德利西飾演的美國大法官進監牢會見了其中的一個。這個被告，是四人中唯一有悔意的，他不但是法官，還是一位學者，戰前出版過許多關於人權的法律論著，他向審判他的人送了一套文獻。美國大法官收下了禮物，卻拒絕跟他握手，只冷冷說了一句：「你在作出這些判決的時候，你明知道他們是無辜。」

出租車司機在排隊輪到自己的那一個乘客時，必須遵守所謂Cab-rank Rule，為他服務， 不應拒絕接載，但如果這個搭客剛偷了別人的錢包，司機看見了，要讓他上車，但應該把他載到警察局，這是「專業」和「良知」之間的正確妥協。

律政司司長的處境，比出租車司機困難得多。「良知」如果是一把紅茶的茶葉，「法治」是沖葉成茶的一杯開水，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國家」就是那一匙砂糖，而一篇精采的判詞，是送茶的兩塊可口的曲奇餅乾。但是，正宗地喝下午茶，往往是不放糖的，有時連奶也不加。出任律政司司長，或當一個大法官，畢生的功業不就像一壺悠長的下午茶嗎？拌動吁小銀匙，在杯緣靜靜地看一團乳白的星河泛起，攪拌吁幾沫微波。政治森林的千重機關，大千世界的諸般名相，老花眼鏡擱在一冊未讀完的卷宗之上，在世紀的冥想之間，窗外的暮色，卻已經默默地侵沒了那一片晴空慣看的玉壘浮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