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 2007年2月19日
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本月
6日替美國貧富懸殊把脈，並開出對症下藥的處方，當中有不少內容值得香港借鑑。
伯南克在本月
6日向美國商界發表了一篇演講，深入討論貧富懸殊加劇的成因與對策。美國數據顯示，在 1979年，有大學學位人士的周薪中位數，較中學畢業生高出 38％；到了
2006年，高出的幅度擴大至 75％。在同一時期，完成高中課程人士的周薪中位數，較未完成中學課程人士高出的幅度，也從 19％擴大至
42％。由此可見，教育程度的差別對收入差距拉闊有重大影響。
實質經濟增長主要源於生產力的提升，而科技創新則是生產力提升的主要動力，高知識、高技術人士較易掌握科技創新，所以他們的生產力和市場價值上升速度較快，工資也因而拋離低知識、低技術人士。
經濟及貿易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拉闊了這個生產力及工資的鴻溝。
20年前美國身價最高的棒球手年入不過 300萬美元，到了 2004年竟漲至 2250萬美元，波士頓的球場面積沒有變，但全世界透過電視和互聯網可以觀看球賽的人數比
20年前增加了好多倍。市場全球化令明星級的運動員、演藝人、投資銀行家、律師、行政總裁等，變成超級打工皇帝。
全球化的另一影響是工序和勞動人口急速移動。以美國為例，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貿易令不少低技術工作消失，新移民源源流入卻增加了低技術工人的數目。這樣一來，低下層的工資自然向下。個別城市的數據亦顯示，新移民人數每增加
10％，本地低收入人士的薪金會下降 1％或以下，影響不算突出，但全國的研究則顯示，新移民數目每增一成，低收入人士的工資則下降 3％至 5％。
此外，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和最低工資立法，理論上也會影響工資結構和差距，但由於
80年代起美國私人企業的工會人數和勢力隨著製造業式微而銳減，最低工資的價值亦隨著時日過去不斷下跌，而且調升最低工資亦會減少低技術人士的就業機會，所以這兩個因素對改善貧富懸殊加劇作用有效。
伯南克總結了貧富懸殊成因後，更提出以下的政策方向﹕
（ 1）保留自由市場對高薪人士的強力獎勵，同時為無法適應轉變的低知識低技術人士提供協助，減輕全球化對他們的衝擊，藉以化解社會上要求限制自由貿易的政治壓力。
（ 2）減少工人轉職的制度障礙，確保轉職不會令工人失去醫療或退休保障，加強對低技術人士的轉職及重新就業培訓，設法減輕因轉職導致收入下跌對生活質素的影響。
（
3）大力投資於教育和訓練，既然知識與技術差距是貧富懸殊的關鍵，慷慨投資於知識與技術是縮小差距的最有效方法，尤其要注意正規教育課程以外的教育及培訓，例如學前幼兒教育、在職訓練、社區學院或職訓院校的實用短期課程和延伸課程等。
儘管伯南克的講話是針對美國的情況，但如下幾點觀察和分析同樣適用於香港，並值得從政者深思﹕
（一）傀儡特首候選人曾蔭權和梁家傑都提出了最低工資立法，作為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手段，但美國的經驗顯示，這類立法道德用意雖佳，實際成效微弱，根本不是長遠的解決辦法。
（二）職位流出和新移民流入都是直接影響低技術階層工資的重要因素。香港工會和政黨人士長期以來只懂高喊扶貧口號，卻從不正視中國新移民數目增長過快的問題。現時每年持單程證從中國合法來香港的新移民多達
5萬個，三分之二是成年人，絕大部分屬於低知識低技術人士，對香港低收入階層的工資自然會構成壓力。香港特區傀儡政權有責任說服中國同意減少單程證配額，同時應爭取吸收境外高知識高技術人口。曾蔭權在政綱中提出優化人口結構，但只談增收高學歷人才，避談減收低知識新移民，成效難彰顯，而另一傀儡特首候選人梁家傑竟然對人口問題隻字不提，令人失望。
（三）董建華掌權年代大手筆投資於教育，令近七成適齡青年有機會接受大專教育，雖然社會上有人批評說大躍進、重量不重質，但從化解全球化衝擊的框架去考慮，這個方向是對的，問題只是相關的制度建設還未完成，例如小學和中學的「保底」工作沒有做好，每年會考便會生產以萬計的「零分生」；副學士也未能接駁學位；涵蓋不同學科和技能的資歷架構尚未建立；民間培訓課程百花齊放，但缺乏質素保證等。曾蔭權和梁家傑均在政綱大談改善教育，可惜曾蔭權的重點是出口教育服務，提升語文水平，主要從商界關注點著眼，相比之下，梁家傑較能針對當前教育制度的核心問題，包括上述的制度建設未落實，以及政府過度控制，與辦學團體缺乏互信，對小班教學承擔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