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以後﹐北京的中共頭目已經可以把香港當成他們親民政治的秀場﹐跟小朋友打乒乓球﹐造訪香港人﹐在舞臺上高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不過儀式就是儀式﹐儀式很少反應社會真實﹐儀式的變化也未必反應真實社會的變化。籍著香港淪陷10年之際而引發出來的香港未來問題﹐牽動著很多人士的關注﹐也激發了很多的討論。香港邊緣化﹐香港中國化﹐一國兩制空心化等都是這種關注的充滿懮慮的表達﹐香港的明天會更好﹐香港會更加繁榮則大概是北京支配的媒體的廉價煽情。

毫無疑問﹐觀察一個小規模的自由社會和一個龐大的威權體制的對接和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這個過程中﹐自由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和韌性﹐威權體制所表現出來的不自信和無奈的彈性都是精彩的故事﹐而最精彩的部分則是這樣一種事實﹐結局往往出人意料。10年以前那些唱好香港和唱衰香港的發現現實都偏離了他們的預言﹐10年以後﹐香港還在尋找未來。

在所謂的一國兩制框架下﹐在香港人依舊無法通過民主的方式決定自己的政治架構的情況下﹐香港的未來註定是充滿不確定性的﹐由此引發的種心理焦慮將貫穿著香港經濟社會的演變。我沒有能力從一個整全性的視角來描述這種演變﹐我更原意從我自己個體的經歷為這種可能的演變加上一個注腳。

從1995年開始﹐由於工作的原因﹐我開始跟香港「親密接觸」﹐幾乎每個月都會在香港做短暫停留。不過當時疲於工作﹐對淪陷的意味實在缺乏瞭解﹐「一國兩制」﹑「50年不變」等等句式﹐對淪陷的解讀或者遮掩了類似我這樣一個臨時過客﹐大概就象一晃而過的廣告語。只是隨著對這個城市的感性瞭解漸漸增多﹐尤其是對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差別變得敏感﹐並滋生了一些探究產生這些差異原因的興趣﹐才開始有意識的去瞭解香港社會的制度基礎﹐瞭解到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基礎設施﹕經濟自由﹐法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等等。這種對比就是一種正面的思想撞擊﹐原來那些通過多年教育置於腦海深處的主義開始搖晃﹐那些習以為常的話語體系開始瓦解﹐簡單的說﹐是跟香港的接觸﹐是香港的自由完成了我重新啟蒙﹐讓我明白為什麼自由會如此重要。

在香港停留期間﹐我們交往的圈子往往都是來自中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這些人出來之前﹐大多經受過黨國的政治審查﹐社會主義的烙印明顯。不過﹐在私下聊天的時候﹐可以很容易感覺到對一個自由社會的認同和嚮往﹐畢竟香港的自由﹐法治﹐廉潔和高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這和中國之間的差異是依靠常識就能判定優劣的。最近這些年﹐中國和香港的接觸更加頻繁﹐經濟融合度提高﹐人們對香港感覺不再遙遠﹐而中國的自由行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以親身感受一個自由社會的魅力。或強或弱﹐一個在自由社會生活過的人都可能成為促進自由的催化劑。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香港的淪陷﹐使得香港的自由和中國人尋求自由的努力綁在一起﹐香港的自由可以啟動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努力﹐而中國自由的拓展反過來可以成為香港自由的保障。一個自由社會所展示出來的力量是深遠的。它可以通過影響一些個體來影響更多的個體﹐而這個過程是不斷擴展的。自由雖然不是免費的﹐但自由獲得以後卻是可以分享的﹐並不會因為多一個人來享受自由﹐自由就變得稀缺了﹐恰恰相反﹐擁有自由的群體越多﹐個人所擁有的自由也越多。

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人們似乎認為彈丸之地的香港將無法擺脫北京政權的魔爪。大概也正因為這些錯覺﹐北京政權才會對香港施加壓力要進行23條立法﹐否決香港的普選訴求﹐通過人大釋法侵犯香港的獨立司法體系。但一個自由社會的最大社會資本﹐就是對自由的認同變成生活常識﹐對權利的斤斤計較到了苛刻的程度。面對這種力量﹐龐大的列維坦也會膽顫心驚。2003年7月1日50萬人就在香港的街頭表達過這種力量。在香港和中國的互動式演變中﹐香港並不是中國簡單同化的對象﹐香港社會所包含的力量和它激發的力量完全可能在適當的時候引導著中國的未來。這就是自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