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之邦的教養問題

朱大可  《中國新聞周刊》 總第339期 2007年9月1日

中國人的禮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議題。據媒體報道﹐最近一項在1500名歐洲酒店經理中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人當選世界最佳遊客﹐中國人則在世界最差遊客中名列第三。與此同時﹐外交部也公開發布《中國領事保護和協助指南(2007年版)》﹐其間列舉了19種尋求領事保護的常見問題﹐提醒本公民出國時要在公共場合表現平靜﹐不要大聲說話﹐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場所參與他人的爭吵﹐如此等等。

關於中國人教養的海外指責﹐正在演變為一種喜劇式的笑聲。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鑽石專賣店盥洗室裡﹐貼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請不要站在馬桶上﹗這是與其說是對中國遊客的諷刺﹐不如說是對整個民族的勸諭。盡管法國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為世界最差遊客﹐但只是因為他們拒絕說英語而已﹐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教養﹐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樣。這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歐洲耗費了三百年的時間﹐完成了關於國民教養的塑造。後發民族俄羅斯﹐耗費一百多年向法國學習禮儀和音樂﹐日本人則先後向中國和歐洲學習技術﹑制度和教養﹐於是﹐這兩個民族最終都脫胎換骨﹐搖身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個號稱禮儀之邦的文明古國﹐卻逐漸喪失文明優勢﹐成為教養指數低下的負面樣板。問題的要害在於﹐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把粗鄙當豪情﹐把無知當樸素﹐把暴力當革命﹐把失禮當率真﹐把低俗當可愛﹐把仇恨當愛國﹐又把無恥當成了反叛﹖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難以啟齒的﹐因為它指涉了現代制度的劇烈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粗鄙就是政治轉型的直接遺產。領袖放屁﹐百官罵娘﹐民眾操*﹐這種所謂無產階級的話語方式﹐不僅意味著思想清洗﹐而且是個人教養的全面廢棄。政治正確代替了個人教養。1960年代影片《霓虹燈下哨兵》裡﹐排長陳喜揮手道別的姿態﹐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並成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這種價值的顛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毀﹐正是教養淪喪的主要原因。經過反復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國人的教養已經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項跟教養真正相關的事務﹐那就是勞動教養﹐但它跟真正的教養無關﹐在許多法學家看來﹐它只是一種不當授權的衙門私刑而已。在我們的道德事務中﹐教養仍然毫無蹤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中﹐它也沒有被納入核心價值的範疇。

作為種族文明的個人表達﹐教養是是禮貌﹑風度﹑修養﹑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體。教養要求我們展開內省﹐明辨自身的社會角色﹐在捍衛主體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權利和感受。教養是所有財富中最昂貴的一種。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遠為重要。教養應當與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誠信和個人尊嚴一起﹐成為國民的核心價值。

毫無疑問﹐教養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專利﹐更與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無關﹐而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標準。教養和國家發達程度呈正比關系。它是文明的旗幟﹐並據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養指數高漲的民族﹐才具備區域和全球領導力﹐並承擔維系國際秩序的使命。而對於無教養的國度﹐任何華麗的盛世敘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夢而已。

作為一種優美的意識形態﹐教養不是政治規訓和德育美育課程的結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現了五講四美的口號﹐此後﹐以政治正確方式展開精神文明教育﹐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結果卻收效甚微﹐相反﹐由於互聯網的無名氏效應﹐粗鄙化正在變本加厲。近年以來﹐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復禮教﹐民俗學家號召保衛民俗﹐企圖用磕頭之類的禮儀來改造國民﹐提升國民的文明禮貌程度﹐卻還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之舉。政治灌輸方式﹐易於引發民眾的逆反心理﹐而恢復磕頭禮節﹐則只能滋養新的奴性。此外﹐舉止談吐固然是靈魂的顯現﹐但終究是教養的表皮﹐猶如那些華麗的衣物﹐可以脫卸和偽飾。只有教養本身才能直達靈魂﹐從內部解決文明的危機。

在GDP指數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養指數卻在繼續跌落﹐並有歸零的危險﹐而我們竟然對此毫無警覺。應當感謝西方人﹐他們發現並警告了我們的疾病。但沒有任何一種現成藥方﹐能夠挽救這瀕死的教養。西方人費了三百年才養成的事物﹐我們要耗費更多的年份去重構。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時間﹐也許是擺脫這場文明噩夢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