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

這一陣子甚麼魯平、陳佐洱，九七前的中共高幹突然紛紛於殖民地時期的記憶之中跑出來，對香港近期的「港獨」思潮大加訓斥。然而所指的「港獨」運動何者也？即是遊行中頻頻出現的英殖時期所謂的「龍獅」旗也。一時間前朝遺老對撼前朝遺旗，香港政治少有的出現一陣懷舊氣息。

不過自中共高層首次回應這股「龍獅」運動後，各自治論領袖皆立即表明自己非搞港獨，只是抗議中共殘踏一國兩制、反對自由行，或者維護高度自治云云也。而事實上香港有否港獨份子，這很難說得清。不過這股自治派之「壯大」，可以陳雲年前出版，以龍獅紋章為封面的《香港城邦論》為濫觴。然而陳雲又能否被奉為「自治之父」，又或者香港自治或獨立主張，又是否新思潮呢？翻查歷史，香港獨立呼聲早有人在，而當中表表者，則是六十年代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也。

百貨大亨邀葛督舌戰 多方政團促港府政改

馬文輝是澳州華僑馬應彪第四子。馬父曾襄助孫文的反清革命，一 九〇〇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先施。先施其後與大新、中華、永安並稱為香港四大華資百貨，生意遍及中國。馬文輝生於一九〇五年，早年為公司於英國當買手，因而認識不少英國政界如國會議員等人物，九一八事變後進一步受西方民主風氣影響，回港後推動論政。[1]

手執煙斗，蓄五柳長髯，只穿一式中國長衫，成為了馬文輝的獨家標記。（來源：Asian Week End）

馬氏對香港公共事務之熱心，從其參與多個大小組織可窺一二，當中包括了香港大會堂副主席，香港業務體育協進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藝術節委員會秘書，香港大會堂委員會、香港音樂協會、香港明愛事業協會等。

馬氏涉觸政治，要從一九四九創立的香港中英學會（Sino-British Club of Hong Kong）開始。不同於今天的政商巨賈，當年的殖民地精英階層可是懂欣賞文化藝術，更連同一眾社會賢達、學者、專業人士籌建中英學會，促進各社群文化及社會關係，經常舉辦講座討論時事歷史或東方哲學、戲劇等文化藝術交流。當中音樂組便是香港管弦樂團前身。[2]

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港督楊慕琦首次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計劃。社會精英於中英學會的講座討論過後，馬文輝便加入大律師貝納祺（Brook Bernacchi）創立香港革新會（Reform Club of Hong Kong）推動政改。不同於革新會以洋人為主，馬文輝也另外創立了華人革新會，不過四九年大陸政局劇變後，親共派系迅速控制了會內領導權，此為後話。

但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之後，港府對政改態度也保守起來。葛量洪恐防民主選舉有利中共實行「和平演變」，又以港人政治冷感為由，否決政改計劃。馬文輝立時挑戰葛督，邀請他出席公開辯論，討論港人要否自治，惟葛督拒絕。[3] 馬文輝此時已經顯示挑戰權威的大膽和進取作風，奠定日後自治派領袖的地位。

六十年代的市政局選舉日，以馬文輝有份創立的政團公民、革新兩會為主要競爭者。當時的市政局只開放給二十三個專業界別或合資格陪審員，選民人數不過三萬。（來源：檔案處）

葛量洪否決了楊慕琦計劃，只重新開放戰前市政局的兩個民選議席，革新會貝納祺參選以冀入建制推動政改，斷續連任超過四十年直至九五年讓位予鍾樹根為止。而馬文輝其時也參與籌建由教師會創辦人，喇沙書院校長加斯恩修士（Brother Brigant Cassian）領導的香港公民協會。以保守的教師會為主的公民協會採取較溫和路線投身市政局選舉，這兩個馬氏都有參與建立的組織自此到八十年代初為止仍是香港政界最主要的兩個半反對黨組織。

海德公園開議政風 自治政黨倡獨立論

然而馬文輝對參與這毫無實權的市政局「民主櫥窗」不屑一顧，他主理的聯合國香港協會，採取更激進、基層的路線。聯合國香港協會也是在中英學會討論聯合國的講座後成立的，目的是要推廣聯合國憲章中人權自由等價值，甚至殖民地獨立的呼籲。協會最著名的活動，非分別於每逢周日、周三五時於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廳的「海德公園講座」及「民意講座」莫屬。這個文化沙龍議題從時事政治、法律哲學到建築、文化、旅遊等包羅萬有，比今天的城市論壇更過於而無不及，目的是要仿效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辯論風氣，讓人民暢所欲言，就算在九四年馬氏故後，這個海德公園講座延續至今依然運作下去。

一九六三年的香港大會堂，香港事無大小的政治活動都集中於此，包括馬文輝的海德公園講座。（來源：G.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馬文輝的這個聯合國協會不僅是搞搞清談講座，也組織小販、徙置區居民等弱勢階層爭取權益。港府也一早盯上了這個不停於各政團游走的好事之徒，一九六〇年署任輔政司（相等今天政務司司長）的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4] ，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底政府宣佈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抗，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5]，當時這批「反對派」的一舉一動莫不離殖民地政府的眼皮底下。

六十年代是香港殖民統治陷入嚴重危機的時期，較溫和的革新、公民兩會早於六〇年已組織聯盟出使倫敦要求開放政治改革，可惜無功以還。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協會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6] 計劃書內容極為進取大膽，更前有未有的提出普選立法局，但馬文輝恐怕也萬萬料不到這訴求五十年後依然離港人遙遙無期。

六十年代全球出現的反殖反帝浪潮為香港的自治運動帶來極大鼓舞。五七年獨立的馬來亞、六〇年的塞浦路斯、六五年的新加坡都成為了馬文輝為首的自治獨立派參照對象。一九六三年，馬文輝以聯合國協會的會員基礎上建立了香港第一個以政黨命名的「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7] 自治黨也出產了不少激進人物，如英籍教師曾健士（K. Hopkin-Jenkins）炮轟任意審問及遞解出境的警權氾濫，使香港猶如「警察國家」，又稱戴麟趾應為最後一個英人港督，繼任的港督應當是一名香港人，由香港人民的政府推薦，女王任命。[8]

工黨黨旗：一邊以藍底配一大黃星，一邊則以紅底配五顆黃星。工黨更聲稱將作為獨立後的香港自治政府國旗。（來源：按報章內容設計）

民主自治黨與大部份激進組織一樣，籌建之初已迅速分裂。馬文輝因常抨擊政府而被黨內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前國軍十六路軍將領孫寶剛又退黨另組香港民主社會黨，追隨四九年前大陸的中國民主社會黨「第三勢力」路線。不久後激進派鄧漢齊律師連同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待續）

延伸閱讀
•Pepper, Suzanne (2008).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Rowman & Littlefield Books.
•《港督羅便臣的公投運動：一八九六年政改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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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報.〈論政老祖宗 五十年不變〉. 2008年3月28日.
[2] 政府檔案處. HKMS33.
[3] The Straits Times, “Grantham declines public debate.” 18 December 1958.
[4] 政府檔案處. HKRS742-18-1.
[5] ibid.
[6] Pepper, Suzanne (2008).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Rowman & Littlefield Books. p. 137.
[7] 星島日報. 〈對香港現狀多抨擊 認為必須改革政制〉.1963年12月22日.
[8] 星島日報. 〈戴麟趾是最後一個？民主自治黨人認為將由香港人任總督〉.1964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