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中國防止中聯辦坐大 ——對中聯辦頭目調動的蠡測

2013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即“中國政府駐港聯絡辦”)最近出現頭目調動,反映了兩個可能的動向,值得香港人觀其言、察其行。

首先,中聯辦似乎是降了級;其次,中聯辦前任頭目似乎是降了職。

中聯辦組織降級、頭目降職

先說第一點。自從1983年許匪家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下同。當時俗稱「大分社」,以別於真正從事新聞業務的「小分社」)社長以來,這個中國在香港最高代表機構就一直由中共中央委員級別的中共頭目出任。許匪以後的周匪南(14屆)、姜匪恩柱(15屆)、高匪祀仁(16屆)、彭匪清華(17屆)都是中央委員。可是最近中國派遣張匪曉明來香港出任此職,張匪僅具中央候補委員身分,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這意味着中聯辦降了半級。將來張匪會否晉升為中央委員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在張匪未晉升之前(未來5年),中聯辦將不再能夠與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平起平坐」,這是毫無疑問的。

再說第二點。中聯辦的兩個正副頭目彭匪清華和李匪剛分別「平調」到廣西和澳門。表面上看,彭李二賊的職務沒有變(分別是廣西區委書記和澳門中聯辦副頭目),沒有降級,但實際上是降了級,因為香港地位的重要性,遠非廣西、澳門所可比擬。從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平調」到一個比較不那麼重要的地方,從中國官場邏輯看,這已經是降職。再加上他們離港倉卒,沒有給予中國官場最起碼的送別待遇,足見貶職的可能性很大。

為什麼會出現「中聯辦組織降級、頭目降職」這兩個變化?筆者願意提供一些個人的臆測以供讀者參考。上面兩點變化,是基於對事實的分析,那麼下面的推測,則純粹是筆者主觀良好願望下所作的判斷。

中國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  有違「一國兩制」原則

筆者認為,中國是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因而作出這個調整。

早在中國併吞香港之前,中國就意識到中國併吞香港之後,如果在香港特區傀儡政權旁邊還存在着一個「新華社」的話,就很容易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所以中共在1996年就曾經派遣爪牙來香港研究撤銷新華社的可能性。據了解,當時香港新華社向中共爪牙力陳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並籲請「手下留情」,總算說服了中共保留新華社。但是中共在同意繼續保留新華社的同時,也規定了將來的新華社(即中國併吞香港之後的中聯辦)不得與香港特區傀儡政權有直接的橫向聯繫,以免發生干擾香港特區傀儡政權的事宜。所以中國併吞香港之後的中聯辦有人戲稱,跑馬地(當時新華社的所在地)與中環(香港特區傀儡政權的所在地)的地理距離只有幾公里,可是兩者之間的政治距離卻有幾千公里(因為兩者有事商量都必須透過北京進行)。中國除了規定中聯辦不得與香港特區傀儡政權有直接聯繫外,還規定中國在香港一切政治組織如人大、政協等,都不在香港設機構,為的就是防止產生第二個權力中心,而港區人大、政協每年到北京開會時,也不議論香港事務。從這一點看,中國當時對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很大的,考慮得也很周全。

2003年50萬人示威後,中國改變了對香港政策,當時中共派來香港做調研的中共爪牙,都認為中國需要主導香港發展,否則香港局勢會有失控之虞。2009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在網路雜誌《Hong Kong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一個新政策的故事)的英文文章,直截了當的承認,中國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始,就已放棄了對香港的不干預的政策,轉為參與和介入。

這就給中聯辦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逐步介入香港的政治運作。從那時起中聯辦就活躍於香港政壇,無論是發動意識形態的爭論(如2004至05年間發動對什麼是「愛國」、誰是「愛國者」的辯論),或直接指揮各級選舉,中聯辦的手都伸得很長、毫不忌諱。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頭目曹匪二寶正式提出要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2009年中聯辦頭目黎匪桂康提出與香港特區傀儡政權達成「十點共識」允許政協在香港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這些都顯示中聯辦逐步坐大到要參與香港管治的企圖心。

對中國政策產生嚴重干擾

最能說明中聯辦坐大的,是今年3月26日,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即前往中聯辦「謝票」,一留90多分鐘,比他會見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時間加起來還要多一倍,即時令到香港輿論嘩然。

中聯辦的坐大,除了構成第二權力中心,威脅香港特區傀儡政權的自治度外,實際上還對中國政策產生嚴重的干擾。就以這次特首選舉為例,中國本來並不屬意梁振英(這是政界人所共知的事,例如在選舉前,梁振英曾經多次求見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頭目的廖匪暉不果,也曾跑到紐約想與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溫匪家寶在紐約「不期而會」,也被告知「無法安排」),但是中聯辦卻力薦他。例如,經常反映中聯辦觀點的周匪八駿在他的專欄奡N吹噓梁振英是特首的「不二之選」,這就有誤導中國之嫌。事實上在特首選舉過程中,中聯辦更赤膊上陣,為抬舉梁振英不惜粗暴橫蠻地干預香港的政治運作,例如主張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曹匪就儼然以太上皇身分訓斥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沒有盡力阻止立法會對梁振英「西九申報利益事件」的調查。正是中聯辦這種干擾,使中國目前在梁振英問題上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換馬,損了中國的面子,不換馬,則今後因誠信問題而備受香港人質疑的梁振英實在無從施政。這些都是中聯辦坐大惹的禍。

假如這個臆測不錯,那麼中國對中聯辦採取「組織降級、頭目降職」的制裁,就值得香港人觀其言、察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