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 2014年10月13日

對當代香港政治抗爭來講，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德高地僅有一途，即香港民族自決。具言之，香港人享有獨立建國的天賦權利才是香港人因面對中國政府百般防堵香港民主發展而奮身對中國進行抗爭的唯一道德高地。知易行難，目前欠缺孕育香港獨立建國道德高地的兩大要素，即香港人追求獨立建國破斧沉舟的道德勇氣和成熟靈活的政治智慧。

練乙錚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員警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中國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中國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瞭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中國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國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中國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中國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中國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中國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臺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中國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中國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中國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中國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中國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中國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中國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國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中國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香港人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人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中國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香港人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人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中國，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中國和香港人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中國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中國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香港政治前途何去何從? 答案只有一個，即選項(2)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香港唯有獨立建國才能享有香港人心儀的真民主(full democracy)。退一步而言，對當前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政治抗爭來講，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德高地也同樣是僅有一途，即香港民族自決。具言之，香港人享有獨立建國的天賦權利才是香港人因面對中國政府百般防堵香港民主發展而奮身對中國進行抗爭的唯一道德高地。知易行難，香港目前欠缺孕育香港獨立建國道德高地的兩大要素，即香港人追求獨立建國破斧沉舟的道德勇氣以及成熟靈活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