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毛來由 12月29日

二戰後英治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源於敢頂撞宗主國。本文以1940-60年代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為例探討此史實。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對香港有真普選,是害怕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發起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行動,以要求英國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可是此舉卻引起一些「歸英派」網民反對,他們認為英國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現在有求於英國,所以不能以如此對抗的態度對待英國駐港人員。

可是,回顧歷史,二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二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二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港府為保自由市場,不顧英鎊區死活

既然不能取締香港的自由外匯市場,就只能控制英國居民將資金匯至香港以避開外匯管制。1950年英國政府限制香港與英鎊區其他成員之間的活期戶口往來,及至1957年,不再容許英國居民從其他英鎊區國家或地區,買入美元及其他外幣證券,以防止他們從香港購入美元證劵,然後出售套現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註1)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時,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盡量不執行英鎊區外匯管制法規(註2)。最後,因倫敦施壓,港府才設立獨立的外匯管制專員,由英倫銀行借調人手擔任,以有效執行相關法規,可是此時,港府與本地華洋銀行界及商界,早已長期串通以規避英國要求的外匯管制,單憑一名來自倫敦的專員,已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見,在捍衛英鎊區和英鎊一事上,港府對倫敦連最低度的合作也沒有(註3)。但就是因為港府不惜犧牲英國利益而捍衛自由貨幣市場,令香港發展成亞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場吸引資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業很容易籌集資金,令二戰後香港得以急速工業化,同時使第三產業日趨蓬勃。

在英鎊貶值後港府對倫敦的討價還價

由於當時香港屬於英鎊區,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差不多全部都兌換成英鎊,而本地的銀行亦有大量英鎊存款。若英鎊貶值,香港官方儲備及銀行存款都會蒙受損失,可是二戰後,英鎊持續有貶值壓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早上九點半,英鎊區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四國,率先收到英鎊貶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時後,才收到倫敦通知,結果引起港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強烈不滿。當時,英鎊對美元貶值了約14%,結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銀行,合共損失了五千六百萬英鎊(56 million),以當時的幣值及港府財政狀況而言,此損失甚大。

事後,當時的總督戴麟趾向倫敦表達強烈不滿,指出英國沒有盡宗主國的責任保護香港利益,他更聯同財政司郭伯偉,要求倫敦賠償是次貶值為香港所帶來的損失,並容許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遭到英國財政部嚴詞拒絕。一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可見及此,便以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為要脅,迫使倫敦答應港府要求。之後,英國財政部官員認為,鑑於有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威脅辭職,若完全忽視其要求,可能有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使只從英鎊的穩定來考量,若倫敦寸步不讓,香港一眾銀行會質疑港府在英鎊再次貶值時,有沒有財力賠償其英鎊存款的匯率損失,結果只會令這些銀行趕快將手中的英鎊兌成美元,對英鎊造成更難應付的衝擊。最後,雖然倫敦仍堅拒讓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決定用一種方法為香港的英鎊儲備提供兌換保證,即是若日後英鎊再次貶值而造成香港損失,英國會賠償,香港成為英鎊區中第一個取得這種保證的成員,即使是英鎊區的獨立國家,也要在隨後才得到同類保證。郭伯偉退休後回憶,在英鎊貶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屬,是「盲目的愛港者」(註4)。

香港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註5)。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註6)。

結語:香港要爭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歷史給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啟示,就是以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戰後香港的成功,不在於它向香港以外的強權卑躬屈膝、祈求恩賜,而在於它能夠堅強地向這些強權爭取最大的自主權和利益,當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籌碼,才能夠與強權討價還價,從而擴展香港生存及發展的空間。九七後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敗,很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及本地權貴,已不再持守這種力爭自主的傳統,更視這種傳統為「大逆不道」的「港獨心態」。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間能夠透徹了解及認同這種傳統,香港的未來,還是有希望。人類歷史已話俾大家知,衰世中撥亂反正的希望,往往來自民間的不屈精神。

末代港督彭定康,寄語港人當自立自強

1996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道出對香港未來的憂慮。中國吞併香港前夕,他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寄語香港人要小心在意,確保自由不­會一點一點的被侵蝕。

"My anxiety is th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堙C」

備註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