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30日 我是香港人連線評論員齊建國
把西藏扯上香港，原因十分簡單。西藏的情況似乎不斷惡化，近年來，自焚的藏人多達七十幾個，但西藏人的困境得不到外界的足夠重視，至少遠遠及不上香港。西藏人面對的政權，正是香港人所面對的宗主國政權，這一點理應把西藏人和香港人拉得更近。只是有多少香港人基於「共同命運」而關注到西藏人的處境？
香港近年的自治和法治也是每況愈下，最近中共針對港獨抬頭，一輪警愓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反華反共，視法治如無物的中共地下黨員，前律政司司長，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不斷發炮，要香港法官體會中共的「立法精神」，又說五十年不變不代表法制不變，簡直就是「駭人聽聞」。
《基本法》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制度不變，香港行的就是英國普通法，如果改變法律制度，即是向中國黨大於法的現實低頭，一國兩制亦宣布完結。但前任特首，也是盛傳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以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對梁愛詩的狂言不敢哼一聲，證明香港的行政機關已經越來越「貼近」中共，一國兩制的確岌岌可危。而西藏的真正自治，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已經宣布完結。但西藏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原本自成體系的國家，比香港人更有資格高呼「中國人滾回去」。
究竟還要有多少藏人自焚，才會令統治西藏的中共正視問題？可能中共覺得現在正高度重視西藏問題，所以要加強「維穩」，即加強監控藏人社區，打壓任何抗爭活動。
中共十八會議開幕前後，青海黃南州同仁縣兩天內有兩名年輕藏人自焚。十一月九日自由亞洲電台報道︰黄南州有數千學生和僧俗藏人共上萬人星期五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現行對藏政策，讓達賴赖喇嘛返回西藏，並實行民族平等權利，給予西藏自由。
犧性者之一為23歲婦女旦真措，她有一個六歲女兒。另一位犧性者是18歲的格桑晉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参加青海同仁示威活動的藏人在示威現場向自亞洲電台台說︰「來自青海省黄南州州府同仁縣的黄南州民族師範學校、黄南州民族高中、黄南州職業技術學校、同仁縣民族中學等多個學校為數龐大的學生星期五當地時間凌晨五點開始展開了遊行示威活動，大家都高呼『語言自由、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團结一心』等的口號。」
雖然有大批警察，但阻止不了示威，示威者前往黃南州黨行政中心和同仁縣政府請願，然後再度聚集在隆務寺度母廣場，追悼自焚亡者，還特為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永駐人間，念誦了《長壽祈願文》。」另外，位於青海省西寧市的青海民族大學近千名學生當晚為所有自焚亡者舉行了燭光悼念活動。他們向所有為民族自由事業献出生命的英烈們表達深切哀悼，並虔心念誦祈禱文，為自焚亡者進行了祈福。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在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上說，他希望人們到西藏來觀光或旅遊，但是對某些活動並不歡迎。向巴平措說，有人「認為西藏有什麼問題，人權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盛氣凌人，要搞調查，等等等等……。」他說，「以這樣一種形式提出來進西藏，恐怕我們覺得不合適。」
他發表講話的同時，正值青海的示威活動。中國當局把發生自焚事件的原因歸咎於達賴喇嘛。同時參加中共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區政府副主席洛桑江村說，「境外的藏獨勢力、達賴集團以犧牲別人的生命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洛桑江村在看著講稿發表講話時還說，「我們認為，這是違背人類共同的良知和道德的，不僅達不到其罪惡目的，而且必將受到嚴厲譴責。」
把西藏人透過自焚抗議中共的統治，說成「達賴集團」背後策劃的「陰謀」，這是中共慣常的說法。但所謂「物先腐然後蟲生」，內因永然是事物變化的主因。換言之，那麼多藏人自焚，證明中共治藏的失敗。
近年中共政權頭目常常公開提到，要整治腐敗，否則會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每次聽到中共頭目說這些話，我心中都不期然想起三個字，「真無賴」。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倒台，怎麼就會亡國？你共產黨倒台，為何要詛咒中國人忘國？老實說，如果中共真的願意改革(這是很多中國人的期望)，接受人民真正的監督，逐步開放黨禁報禁，那麼共產黨在資源及歷史優勢下，還是有機會繼續執政。在台灣的中共「難兄難弟」國民黨，已經示範了政權倒台並非世界末日，可以捲土重來的例子。
只是中共仍然是封建殘餘，這種黨天下的觀念與以往朝廷家天下的觀念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以往朝廷更替，在「忠君愛國」思想下，舊朝臣民不願當「亡國奴」要一死表示忠心，這種愚忠已被有現代思想的中國人揚棄。既然人民不應該盲目順從/愛護朝廷，為何共產黨又要人民盲目順從/愛護共產黨，否則就是不愛國？這就是香港人和西藏人都反對中共的「愛國教育」的根本原因。
共產黨要中國人和香港人擁護他們「千秋百世」，否則就是「亡黨亡國」，原來並非中國人的西藏人，雖然自一九五九年後便被中共殖民統治，不斷被灌輸「愛黨愛國」教育，但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民族，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和中國人統治，不能消滅他們「根深柢固」的民族認同。中共的「老祖宗」之一列寧，至少就口頭上捍衛民族自治和自決，當年蘇共爭奪俄國政權，也曾呼籲平等對待不同民族，要在平等基礎上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重要是每一成員國保留自由退出聯邦的權利。當然，列寧建議民族平等時已身患重病，後來奪得蘇共政權的大獨裁者，中共曾十分依賴的另一「老祖宗」斯大林，把這些蘇共曾確認的文件視為廢紙，搞他的民族壓迫去了。
列寧的確有先見之明，當一九二二年，斯大林未全面掌控蘇共前，為大俄羅斯擬好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和各獨立共和國的關係》這個文件，不僅建議把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阿美尼亞五個少數民族獨立國併入俄羅斯共和國成為五個「自治體」，還提出各自治體的最高當局必須接受和執行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國防、外交、外貿、財政、糧食、勞工、經濟這七個方面的決議。這個方案，五個少數民族共和國有三個反對。
當時列寧在高爾基市養病，看過此方案後，大為生氣，痛罵道：「那個格魯吉亞人（按：指史太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惡霸，大俄羅斯主義者，實質上是個壞蛋、獨裁者，一個典型的帝俄官僚，……完全忽略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對少數民族採取寬鬆政策──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因為對少數民族而言，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 練乙錚)
可惜那些非俄羅斯的民族，要忍受六十多年的民族厭迫，到了蘇聯於九十年代初解體後，才能體現列寧所提倡的民族權利，紛紛成為獨立共和國。
列寧說得對，「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今天的西藏人深深感受到的就是民族的不平等。他們所愛戴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退出政治事務前，不斷提出西藏真正自治的訴求，是比中共「老祖宗」列寧所建議的民族政策謙卑得多。當然功利主義的中共，會覺得斯大林實際執行的民族政策，即大權在蘇共中央，所有民族自治都是徒具虛名，更適合自己的胃口。在他們心中，毛主席從一九五零到五九年，「長達」九年能容忍西藏有一個葛廈政府，忍受達賴喇嘛在西藏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是「毛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已算「仁至義盡」了。
中共曾經有過「糾正」民族政策偏差的機會，八十年代，自由派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曾糾正「過左」政策，在鄧小平容許下，中共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八十年代中還允許達賴喇嘛的代表回到西藏。原本中共的如意算盤是，西藏經過中國二十多年統治，以及八十年代開始的寬鬆及大量補貼政策，可以令「藏族人心回歸」，令達賴喇嘛的代表「知難而退」，不再作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偏偏西藏人不領中共的情，代表所到之處，藏人奔走相告，齊集訴苦，訴說對達賴喇嘛的思念。經過這次，胡耀邦的治藏政策被批判。八十年代末，中共派「劊子手」胡錦濤入藏，血腥鎮壓西藏人的抗爭，比「六四屠殺」還早。
同是殖民統治者，中國人習慣了東方的專制主義，不懂得列寧所說「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英國人經過「反英抗暴」及七零年代的社會運動，也懂得派麥理浩搞新政，懷柔懷柔香港人。胡錦濤的血腥治藏反而令他扶搖直上，被「太上皇」鄧小平賞識，成為中共總書記。中共無論治藏還是治港，都是「胡蘿蔔加棍子」，而且棍子越來越來擔當重任。西藏早已成為准軍管地區，而 駐港中國匪軍，也定期地模擬如何鎮壓香港「騷亂」，加上京官和中共香港的附庸不斷攻擊香港制度和司法獨立，令很多香港人擔心自治和法治將不保。
而中共的過緊政策，只會令西藏的民族反抗活動越來越激烈，亦令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熟悉中共的著名政論家練乙錚說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他的文章「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也是有感於中共官員近期惡形惡相的罵「港獨」，提醒官員此舉有害香港，應該停止，勸喻他們應多討論，香港人對「中國」的疏離感和排拒意識到底到了什麼地步，為何如此，如何挽回。
他在文章警告中共，近代史上的同種族分離運動，如美國獨立運動、中共當年成立蘇維埃政權、今天的台獨及港獨等，都是既腐朽又兇殘的當權派逼迫出來的，無一例外；外來勢力縱有，亦不過是推波助瀾的次要因素，只不過當權的往往倒果為因，把分離意識說成是由外力支配，一面逃避歷史責任，一面繼續腐朽兇殘。
他引中共的「老祖宗」斯大林比一九二二年更早的對民族的見解︰
「斯大林於1913年，即俄國革命前四年，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對『民族』這一概念給出完整定義，是為馬列理論中的第一次【註】。當時的情況是，沙皇治下的帝國邊疆地帶，出現多個民族主義運動，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共前身）必須就現象提出看法。然而，斯大林這個理論直接指導了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由中共推動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因而具有現實中國意義。斯大林強調，『民族』不是『種族』，也不是『部族』，同文同種的，也可以是不同的『民族』；相反，不同的種族，最終也可以結合成一個『民族』。他替『民族』這個概念給出的定義，包括四個必要條件：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近來不少人提出「香港獨立」、「香港歸英」等，看到練先生的文章，會否受到鼓舞？了解多了西藏人的堅忍不拔，那麼多人願意為民族自由而犧性，將會有更多香港人敢於支持「香港民族自 決」，以至「香港獨立建國」，並為此付出代價。
再回到練先生「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的結語。
「四九年中共建國，國體有異於列寧當年締造的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政體以『自治區』的方式出現。有這個分別，是因為毛澤東等人知道，如果採用列寧的蘇聯模式，讓少數民族組成獨立共和國加入『中華蘇維埃』而保留退出的權利，則這些共和國有被史太林『撬走』的危險。對新中國成立『自治區』的做法，史太林不便反對，因為當年他正是此模式的倡議者。
列寧主張給少數民族共和國平等地位和獨立的權利，得到成員國廣泛擁護，蘇聯因此順利成立並有很強向心力；史太林反此道而行，蘇聯卻被少數民族唾棄，最終解體。這個歷史教訓，迷信中央集權的中共視而不見，一味把蘇聯解體的原因說成是西方搞顏色革命離間的結果，十分可惜。」
不知習近平在「亡黨亡國」前，是否有魄力及遠見，能夠順應時勢，不再迷信中央集權及專制統治，避免「亡黨亡國」的生靈塗炭，「造福」中國人和「少數民族」？
至今，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