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5日

早前袁國勇教授〈大流行緣起武漢〉一文登報過後宣佈撤回，教人不禁懷疑箇中內情。自反送中運動起始，言論自由備受打壓，白色恐怖彌漫，香港獨立更成了禁忌題。然而，學術上的討論不應被滅聲，執筆之人更不該屈服於白色恐怖之下。

當全世界都不看好所謂港獨之時，哈佛大學戴維斯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1研究員華特•克萊門斯卻力排眾議，在《外交家》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比較香港與愛沙尼亞經濟能力、歷史、文化、核心價值與國際關係等作出分析，並稱前者有獨立的潛力，或能在未來十年走上如波羅海三國當年擺脫蘇聯的獨立之路2。事實上，若只論經濟文化，國際關係，香港的確有獨立的條件。然而民族性，始是獨立建國最關鍵的先決條件。沒有民族主義撐腰，再有條件亦是徒然。相反，如有後者的確立，即使現實再多制肘，獨立亦非不可能之事。

敵我矛盾刻劃二元對立的民族主義

香港民族主義剛成雛形尤其新穎，完全成熟後的輪廓會是什麼樣子尚未可知，然而某些重點構成香港民族性的元素，卻非無跡可尋。而英國在香港殖民地時期留下的文化與本來存在的中國文化融合，產生另一種僅屬於香港的獨有文化，例如，煲檸樂加薑，例如，以英語和廣東話拼音書寫而成的「火星文」，又例如，縱然族裔大多為中國卻自豪於「香港人」的特有身份認同。

然而民族主義之所以能被確立，關鍵在於香港人能在上述元素之上，明確的劃分自己與中國人、英國人等的不同之處。與其說「香港人」的概念是以慢長的種族血統和語言所建立，不如說是相同特有文化、追求和價值觀至乎意識形態的人們組成的群體。而這些群體所擁有對香港的歸屬感與身為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並不會在高壓統治下消失，卻是在越壓迫踐踏下被敵我分歧的概念越發的深化。以後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論來說，就是人們在處於危難當中，更明確的刻劃出自己的族群與對方的分別，在差異之中建構屬於「我們」的身份認同，從而加速了香港民族主義的塑造。

事實上，從英國管治香港超過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時期起始，敵我矛盾的概念經已被漸漸刻劃。為更有效的統治香港，當時英國便利用了各式各樣的文化和教育推廣「香港人」這個概念。而「香港人」身份的建構當中，便是以「我們和他們的差異」這種敵我分歧為大原則——被「西化」的香港是文明、多元化，具自由經濟體系的國際城市，而中國內地則是封建、野蠻的代表。

這種分歧本來就很容易建立於不同歷史、語言文化至乎生活習慣的族群身上。香港這些年來的廣東話與繁體字，殖民地時期的英語，以及開埠以來作為轉口港連接外界的定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批鬥動盪，可想而知的是，英國與香港的媒體要塑造和強調這種「我們與他們」的差異矛盾並不困難。當時電視劇關於中國人與香港人形象對比的刻畫，便是很好的例子3。

如此的二元對立隨時間推移，根深底固的烙在了香港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裡。當然無可否認有被淡化的時候，例如中國崛起在08年奧運揚名國際時，但可以確定的是，當危機來臨，當導火線被燃起，這種敵我矛盾便再無法被掩飾——12年的反國教、14年的雨傘運動、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16年的魚蛋革命、立法會宣誓風波，每個被欺壓的水深火熱之中，「香港人」這個身份都慢慢的被深化。

儘管香港的人口裡，約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們種族均為中國，然而港人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一直都比「中國人」要高。據香港大學2018年的民調顯示，逾七成人認同自己為香港人，而年齡介乎18-29歲的受訪者，僅0.3%的人視自己為中國人4。 2019年6月的港大的民研結果顯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創1997年回歸以來的歷史新高5。

這還只是反送中運動開始前的數字。

走到今天，反送中運動可說是近年來最明顯建立敵我矛盾的劃分，而那樣過於深刻的劃分，是教香港民族主義成形最關鍵的轉捩點。這場革命使得許多香港人的危機意識抬頭，人們不願、懼怕「被送中」，那樣的危機當中，敵我矛盾再度被一點點的勾畫。那些關於「我們」與「他們」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至乎語言文化中根本性的差異——「我們」說廣東話、寫繁體字、有某程度上的民主與選舉權、有法治、有新聞言論集會自由。「他們」說普通話、寫「殘（簡）」體字，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民主和自由，有的僅是一黨專政，大型監察和箝制思想的種種。可現在，藉著送中條例，「我們」隨時有機會變成「他們」那個樣子。「我們」害怕，所以覺醒，在危機中奮力捍衛那些構成「我們」的元素，包括民主自由。而那些「我們」和內地，至乎親中份子的差異，在一次又一次被武力鎮壓的不公下、被制度暴力的欺壓下，毫無保留的完美呈現了出來。

當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非單一的排他仇敵，例如沒能說得一口字正腔圓的廣東話的新移民在參與支持反送中運動，與南亞裔在重慶大廈派水，又或外國記者遞上頭盔雨傘，這些均顯示香港的民族主義，反而較像美國例外主義那樣，只要認同我們的追求和價值觀，就是「我們」，就是香港人。

然而無可否認的，香港原有的文化，以及語言所強調的危機與不安全感(Discourse of danger and insecurity)，在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卻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至少佔著一個相當重的比例。事實上，香港政府推行普教中，試圖逐漸消滅廣東話也是同一個道理。就如希特拉曾言，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

可歷史也告訴我們，高壓統治的越是嚴峻，人民反抗越是激烈。愛沙尼亞的歌唱革命就是很好的例子。當年蘇聯就是深明語言和文化能促成民族主義的崛起，所以曾竭力遏止愛沙尼亞文的傳播，例如禁止參賽者在愛沙尼亞歌唱節唱愛沙尼亞語的歌曲，歌詞內容又只能是歌頌共產黨諸如此類，就策略而言雖非錯誤，最終卻還是事與願違。二戰後在歌唱節開始流行的那首被官方封殺的「禁歌」《Mu isamaa on minu arm》 (Land of my Fathers, Land that I Love) ，後來更成了愛沙尼亞人民心中非正式的國歌，甚至倡導了爭取獨立的非暴力抗爭形式。愛沙尼亞語和文化的獨特，使得其民族主義得以抬頭，某程度上相當有效的抵抗了「俄羅斯化」的滲透策略。這段過去，似乎與現時香港之況極為相似。儘管雨傘運動時偶然唱起的《海闊天空》後來被批評為嘉年華式抗爭，然而反送中自九月起，「和你唱」已在短短數天內融入運動的抗爭模式之中。一首被譽為「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是否經已預示了些什麼。從政治學或理論一點的角度看，《願榮光歸香港》的創作與流行程度便是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與中國人的二元對立的教科書式呈現，因為這種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再非紙上談兵，而是被確切的實體化。

當然，「國民」身份認同的建構，不等同這些人追求的就是「獨立建國」。但「香港人」身份的確立，卻是現實港獨的首要及必要條件。

我們與愛沙尼亞的距離

那麼，若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已有一定程度的被成功建構了，是否就代表香港真的步向愛沙尼亞曾經歷的舊路。如是者，有多相似，我們距離1991年再次正式獨立的愛莎尼亞，又有多遠。

愛沙尼亞於1918 年已宣佈獨立，並在兩年後與蘇俄簽訂《塔爾圖和約》正式建國。其民族意識在二戰時期以前已非常濃厚。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若細分下來有兩種。第一種是被社會建構，建基於愛沙尼亞獨立時期，並於冷戰時代被蘇聯統治下更被進一步深化，極為純粹的民族主義——這些人認為蘇聯的入侵與殖民是違反國際法且不人道的，故強烈反對蘇聯帝國主義與意識形態，支持恢復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6。而第二種是被「蘇聯化」愛沙尼亞國民身份認同，一般出現在較年輕、想法更為靈活變通的一代身上，他們普遍接受活在蘇聯政權底下，但在可能的情況下均盡力利用相對寬鬆的行政管理和本地自治，藉此在蘇聯內部裡推廣愛沙尼亞民族主義7。

或許香港正走在愛沙尼亞的舊路上，但現在的我們與愛沙尼亞冷戰後成功獨立的距離，還差十萬八千里。

第一，香港不曾獨立過，沒有愛沙尼亞那樣純粹民族主義來得強烈而普遍。沒有被「非法」佔領，也沒有像愛沙尼亞人曾經歷的那些被處決、監禁、流放等災難性的過去。想想他們當年痛恨蘇聯的程度已非一般言語可以形容，不然1941年遭德軍入侵時，就不會還一度將納粹視為驅逐蘇聯的救命恩人。這種民族性其後在冷戰時代蘇聯的統治下更被進一步深化，無論是從歷史、文化，至乎種族仇恨所建立的身份認同，均不是香港那剛成雛形的所謂民族意識可同日而語。縱然從二元對立、至乎仇恨痛苦所建構的民族性而言，香港的確走在愛沙尼亞的舊路上，卻是還差數十載之遙。

第二，上述與現時香港正經歷的有幾分相似的，是共和主義者年代國民身份以及第一種民族主義的塑造，也就是說基本上是促進獨立的首個世代。經歷傘運與反送中後，從吃一顆催淚彈，一、二百萬人和平遊行又散去、G20眾籌全球登報到721、831「恐襲」，中大理大之戰——香港歷史裡擁有相同過去，因著這些經歷與掙扎而對香港的歸屬感深化，並促使他們對於何謂正確、可取以及應該爭取等的種種見解有更統一的立場與價值觀的政治世代已被確立。

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與接下來的立會選戰，大量政治素人的加入，以及尋求現有政制改革方案的人們，姑且不論是否接受永久活在北京政權之下，這些人的努力，是接近第二種如當時在蘇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框構內推廣愛沙尼亞民族主義的世代。或許我們前行的速度可觀，然而這一切僅是起始。愛沙尼亞花了五十一年才真正的脫離蘇聯獨立，當中還無可否認的帶點僥幸的元素。而我們的時代革命，序幕才剛剛開始。

以想像共同體建國

關於獨立，大多的討論集中於香港的現實是否有此可能。然而，這個「可能」卻存在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可能」跟是否支持與追求獨立沒有直接關係，這是第一點。2016年中大民調便曾得出，儘管逾八成人不認為能實現獨立，卻仍有近四成15至24歲的青年支持港獨的結果8。這不但是港獨份子明知不可為仍選擇劍走偏鋒最好的證明，亦是相當明顯香港民族主義早已被建構的反映。第二，現時關於「可能」的論述大多集中於現實主義下，北京一黨專政摃衛主權的前提下、經濟及地理邊界下，能否有獨立的條件與可能性。

但正如本文開首曾言，只要香港這個民族性被確立，其他所謂政權、經濟、地理等潛力與制肘均是次要。因為廿一世紀建國不一定要在夏慤道或是政總大樓插上獨立旗幟，獨立建國的概念沒必要限制於地理位置等條件，更無須拘泥於形式。2020的今天資訊科技發達，網絡能輕易把全球的香港人連結起來，只要香港人的這種民族性確切的存在，並被好好的維繫，隨時間推移，便會形成只屬於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而當這個想像共同體光譜擴闊、壯大、扎根了，香港人便能在各地「建國」。俗語有云they can’t kill us all，更何況是沒有確切「實體存在的國家」。然後，當時機成熟時，再實行有根據地的「獨立建國」。屆時不管是回到真正的香港抗爭，還是集體移民火星，又或者成為第一個在網絡世界的「國度」，活在未來科技中的虛擬世界或是第五度空間裡，一切均是可能。而那麼多的可能性，關鍵始終在於香港的民族主義能否有迎來成熟的那一天。

註：
1. 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2. Clemens, W.C. (2019) ‘Could Hong Kong become another Estonia?’ The Diplomat.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could-hong-kong-become-another-estonia/ [Accessed 14 Mar. 2020].
3. Ma, E.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4. Cheung, T. and Chung, K. (2018). 'Xi Jinping vow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37990/xi-jinping-vows-strengthen-national-identity-and-patriotism [Accessed 30 Apr. 2019].
5. 「港大民研：「香港人」身分認同感1997年以來新高」」，〈明報〉，2019年6月27日
6. Aarelaid (1996) ‘Restoring Voluntary Field and Problems of Civic Culture.’Paper presented at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July 104, Tampere, Finland. Series B:37,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ampere.
7. Johnston, H. and Aarelaid-Tart, A. (2000) ‘Generations, Microcohorts, and Long-Term Mobilization: The Esto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0–1991’,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3(4), pp. 671–698. doi: 10.2307/1389553.
8. 「探討巿民對2047香港前途看法　中大民調：15至24歲青年近四成支持港獨」，〈明報〉，2016年7月24日
（作者自我簡介：亂世中一粒細薯仔，衹想不知天高地厚，無悔的闖闖這個世界的遼闊。Facebook: 玄楓 @imxuanf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