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亞洲週刊》 2007年2月17日

一句口號喊出了個如假包換的「仕途主義者」，這是香港特首曾蔭權的盲目還是老實？

心理學上有一個有趣的術語叫Freudian slip（弗洛伊德式的說溜了嘴），指在不經意的口誤中說出自己潛在的心理需求。香港特區首長曾蔭權在二月一日正式宣布競逐連任後，宣傳攻勢鋪天蓋地，他親手寫的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在市區隨處可見。這句明顯是要爭取上班族認同的口號的潛台詞是：我是你們的一分子(I'm one of you)。可是這句話的隱義(latent meaning)卻陰差陽錯地出賣了它的主人，使它成為一句令曾蔭權無所遁形的「弗洛伊德式說溜了嘴」。

不知道是曾蔭權剛愎自用，還是他身邊的智囊失職，總之以一個政治領袖的競選口號而言，「我會做好呢份工」可以說是壞透、壞到堪稱「經典」。曾蔭權由自詡為「政治家」到自我期許要「做好呢份工」，其自我形象之急促下滑實在令人嘖嘖稱奇。可是，真正令人悚然心驚的不是曾蔭權沒有大志，而是他在狹義上的野心勃勃。他幾乎是情不自禁地要用「我會做好呢份工」這句口號，公告天下他是個如假包換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s）。

問題是在世界近代史上，「仕途主義者」是一個髒字眼（dirty word）；而對仕途主義批評得最體無完膚的，是原籍德國、以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一九六三年，漢娜‧阿倫特以美國雜誌《紐約客》（New Yorker）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道在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納粹分子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刑事審判。她親眼目睹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怎樣一派胡言地為自己辯護。她發現，這個被媒體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惡魔，實際上完全沒有深刻的個性，僅僅是個平凡無趣、近乎乏味的人。阿倫特在他身上發現了「平庸無奇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艾克曼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的命令，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艾克曼在大屠殺中犯下了彌天大罪，但他的動機卻是理直氣壯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阿倫特指出：「艾克曼確實沒有任何動機，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可以想像，當艾克曼被任命負責猶太人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時，他也有大聲地說一句﹕I'll get the job done。

我們有必要對仕途主義者特別戒備，因為仕途主義（careerism）是近代人類苦難的其中一個大源頭。時至今日，帝國主義的擁護者未嘗稍減，正因為它與太多人的仕途戚戚相關。早於十九世紀，英國首相狄斯雷利（Disraeli）已經指出：「東方乃一青雲路」（The East is a career）。今日美國政府很多人的仕途與他們冥頑不靈地支持布殊窮兵黷武的外交政策大有關係，更無須多言。

二十世紀，極權國家得以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和迫害，仕途主義者可說是「功不可沒」。在現代條件下進行的屠殺和迫害必須依靠高度有效的技術和官僚：技術包括國家機器的運作、科技和資源，如配備精良的軍隊、集中營和秘密警察等等；而官僚則包括層層下達、級級組織的制度，以及人事的管理、任用和升遷。

在官僚制度下，能夠脫穎而出的又往往是最能夠將自己化身成長官意志的最有效工具的仕途主義者。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不思考、無判斷，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辦事，不需要也確實沒有個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他們一心一意，只是要「做好呢份工」。

美國評論家德曼（Paul de Man）在《盲目與洞見》（Blindness and Insight）一書中，指出天才的盲目與洞見是不可分割的，二者根本是同一回事。曾蔭權當然不是天才，但他這次在設計競選口號的盲目，卻給予我們對他真正了解的洞見。他將自己變成了一部翻開了的書，任人閱讀。我們大可批評他沒有政治領袖的視野，但他至少是老實的，起碼在潛意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