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  龍子維

以「公民抗命」來爭取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打破了香港社運多年來以守法遊行集會為主的運動主調。提倡者戴耀廷更形容，「和平佔中」是香港社運的新範式。

佔中所引發的坊間討論，大多分為數類：原則上支持佔中的，多集中討論運動策略；原則上反對佔中的，則大多質疑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對於爭取普選是否必要。但是，對於什麼是公民抗命、對於為什麼人們要為爭取政制而違反法律的質疑，在多數人以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實在有需要作更深入的討論。

1)

1930年4月6日的破曉時分，被譽為印度獨立的聖雄甘地，俯身在海灘抓起一把泥土，象徵著打破殖民地食鹽專賣法律的不合作運動正式展開，遊行人士以水桶盛裝海水，用以製鹽，打破殖民政府對食鹽的壟斷。

這場為時3星期、全長共240英里、自阿默達巴德至丹迪的遊行，成功地讓印度全國的人民了解，不合作運動如何能夠對抗殖民政府的不公，被譽為是公民抗命的其中一個典範。

最初，甘地提出以反抗鹽稅作為不合作運動的開端，遭到部分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的質疑，因為與爭取政治自由等目標相比，反抗鹽稅只是一項小小的「民生議題」。然而，甘地認為鹽是貧窮百姓的必需品，鹽稅的不公，具體而微地象徵了殖民政府統治的不公義。

更重要的是，人民要參與這項運動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是拿得到海水的人都能夠製鹽。因此，如果能夠藉運動打破食鹽壟斷，那麼即使是最底層的人民，也能夠透過行動體現自我爭取與支配的意義，重新奪回對日常生活的控制權。

甘地的另外一項考慮，是反抗鹽稅的戰略意義─正正是因為鹽稅看來是如此微不足道，相比起其他更激進的方案(例如全面罷工)，產鹽似乎並不會一開始便遭到殖民政府的鎮壓，使運動能夠爭取到更多的時間持續發酵，吸引更多採觀望態度的人民加入。

2)

當然，甘地所發起的不合作運動，是整個二戰時期掀起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終極目標是結束英殖民政府的統治，因此有著與香港完全不一樣的歷史背景與戰略目標。

但香港的佔領中環，與當年印度的反抗鹽稅其實有共通點，即以公民抗命者以身試法，彰顯體制的不公義。不過技術上，戴提倡的佔中表明爭取普選是唯一的議題，公民抗命的對象並非所犯之法，因此，非法集結之類的惡法，明顯地不是佔中行動的對抗對象。

換句話說，佔中與反抗鹽稅是兩種不同的模式的公民抗命，鹽稅條文本身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殖民政權的不義，與整個印度獨立運動相連結，反抗鹽稅就是反抗殖民政府，兩者的關係十分清楚；佔中的公民抗命，所違反的法律是非法集會之類的法例，與爭取普選並無直接的關係，所以，佔中行動除了佔領中環這個環節以外，還需要簽署誓約、商討日及公投等程序，以將抗命行為與爭取普選的目標連結起來。

3)

輿論把討論焦點放於佔領中環的組織動員上，但較少討論公民抗命的幾個關鍵概念，包括「違法」、「非暴力」等，以至是面對體制的不公義，公民抗命是否必要選項等關鍵問題。

這裡，有幾個概念需要先澄清。第一、公民抗命應該與出於良心的反對(conscientious objection)區分開來。例如在越戰時期，有不少美國人因反對國家進行不公義的戰爭而不服兵役，故意觸犯國家的法律。但這種單單出於個人的良心或宗教理由的反對，並不能稱為公民抗命。即使違法者往往願意承擔罪責，但卻不是一個公開的行為，也不是基於公眾利益的理由而集體違法，因此只能當作是一種個人的反抗。

違法的目的也可分為抗拒惡法本身，還是作為推動社會行動的一個環節(或策略)。如上所述，佔中的目的，並不是抵抗所犯之法，而是作為整個爭取普選運動的一項策略。這區分突顯佔中的公民抗命無所抗之命(或法)，既然如此，以爭取普選運動的角度而言，公民抗命、不違法的遊行集會、辭職公投、甚至是暴力革命，都屬於爭取普選的策略，而能區分各者優劣的，卻並不在於哪種方法更能體現民主精神，而只在於哪種方法更能達至中央讓步的結果。如果要「違法以達義」，公民抗命也未必是最好的選項，起碼從結果來看是如此。

公民抗命雖然違法，但它本質上並不是一種革命，因為公民抗命雖然違法，但卻選擇集體承認違反法律所帶來的罪責，並沒有從根本上衝擊國家的認受性。革命就是要從根本上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因此，革命往往牽涉武力衝突，但對公民抗命而言，暴力則並非必要選項。

4)

公民抗命應否涉及暴力？甘地認為，暴力抗爭是一種錯誤，因為暴力所激起的偏見與恐懼，足以強化壓迫的力量，以暴力對抗壓迫，以不正義的手段對抗當權者，永遠不可能造成正義的結果。反對者以平靜而有尊嚴的態度面對苦難，喚起壓迫者的良心並降低其敵意；壓迫者無法以恐懼使反對者屈服，反而不能不面對自己的過失，改變自己的想法與行為，這就是甘地說的「真理之力」(satyagraha)。

戴耀廷對於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看法，和甘地的十分相似。戴認為，香港面對民主憲政轉型，公民抗命的力量在於感召人心，使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人，以至建制中人，尤其是政府內的中下級官員，也能感到專制政權帶來的不公義。

當然，沒有實力為後盾的「真理之力」，那就會淪為靈性上的覺醒，而不能形成更強大的社會力量，因為即使是最「訓身」投入運動的個體，面對建制的高牆與壓迫，也有承受的局限。要促成改變，就必須讓當權者感受到壓力。

甘地的「真理之力」，其力量不單只來自良心上的道德追求，還在於他判定統治者必須依賴被統治者的充份配合，被統治者可以破壞統治者利益的方式來逼使其退讓，從而促成改變社會的力量。

坊間對佔中批評，包括商討日是否設有門檻排斥民眾參與、一萬人的商討難以進行、太過強調犧牲等，必須先明白上述的框架，佔中有這麼多門檻，為何竭力避免非暴力，並不是因為「守法主義」，也不是因為運動不夠基進，而是參加者必須明白，這不是一種革命，而是以「仁義」為劍，迫使當權者暴露其不義的正義之戰。我們的武器在於道義，在於對政治平等這理想的堅持；我們佔中、犯法，影響當權者的利益，然後承擔其後果，因此，如果參加者沒有對整個抵抗的目的與願景有充分的理解，那就較難發揮出感動人心的力量。

面對建制的高牆，香港人有時也要放低對佔中運動的種種策略考慮，真切地詢問自己的內心，究竟我們心目中的民主是什麼？如果我們認同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有權決定誰管治我的時候，剝奪這權利的制度和社會就是不公義的。當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這麼多年，被傷害了那麼久，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和決心，不再充份配合統治者，拿回自己做人的尊嚴？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moral question to be answ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