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 安裕
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分為二，北方是朝鮮，南方是韓國，1950年爆發的韓戰，更令這兩個同民族國家處於持久的意識型態對立狀態，加之韓戰在技術上從未結束，半世紀來的和平只是「停戰」。在如此巨大戰爭陰影以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圍堵中共戰略，韓國長期在「國家安全」和「恐共反共」氛圍下延續政體，客觀上構成了軍事強人在「保護國家」旗幟下實施獨裁管治。
六十年代，精英階層軍官朴正熙以「維新政體」為名發動軍事政變上台，這一道路，與其後的中南美洲軍人政變基本相若。所不同的，朴正熙上台的同時也推動了韓國的經濟發展，這種畸型的強人政治下的經濟起飛，曾被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稱為「典範」。這段時間，韓國的民主運動開始抽枝發芽，其觸媒是以打倒貪瀆政客為表，挑戰獨裁政權為實。其中表表者為年輕詩人金芝河，其長詩《五賊詩》明針對政客、部長、商人沆瀸一氣，暗實指朴正熙政權獨裁。金芝河因此一度被判死刑，在美國介入下始免於一死。
隨着經濟實力飛升，韓國中產經濟逐漸形成豐厚的力量，對民主政治及清廉官僚的期許日增。一九七九年十月，朴正熙遇刺身亡，韓國政軍系統一片混亂，崔圭夏擔任代總統，任命軍人鄭昇和為戒嚴司令，目的是「防止北韓趁機南侵」，任何示威或抗議行為俱被禁止。同年十二月，保安司令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拘捕鄭昇和，任命妻舅為戒嚴司令，鄭昇和退役後於一九八九年寫下自傳體裁的《將軍之夜》，便是描述這次政變。
全斗煥掌權後，韓國爆發大型示威，要求恢復政治體制，反對軍人干政。這一怒潮延續不止，翌年五月十七日，全斗煥更進一步，下令全國戒嚴，禁制所有政治活動，出動軍隊拘捕金大中、金泳三等反對派領袖。民生貧窮但具民主傳統的南部城巿光州反對活動聲勢浩大，五月十八日，金斗煥在軍頭盧泰愚支持下，調動特戰部隊進入光州殘酷壓鎮，九日之間，光州變成死城，二千死傷，大批人士失蹤。金斗煥悍然向光州下毒手，除了因為光州的反軍方反獨裁，更重要是光州所在的全羅南道是金大中家鄉。如前所述，家鄉既湧現這樣的一個政治家，可想而知光州的民主意識如何。
韓國的政治發展之路，一定程度上與台灣相若，我指的相若，是指民主發展的前半條路：台韓俱是美國在東亞圍堵中共的棋子，也是因着出口加工業成為「四小龍」之一，美國的影響力凌駕當地政府，韓國的情况更是美軍司令擁有調動所有部隊包括韓國軍隊的絕對指揮權。因此，韓國一直有一種說法，光州事件中全斗熙敢於出動軍隊鎮壓，美國的取態起了極其關鍵作用。
八十年代的韓國是示威和催淚彈之國，一九八六年，韓國主辦亞運會取得成功，兩年後的一九八八是漢城奧運，韓國上下期待更大，可是反對派示威和軍警鎮壓一直未息。國際奧委會實地視察後，警告若是情况沒有改善，可能考慮把奧運轉移到別國舉行。韓國軍政府始開始體認到，若不在這一關頭有所調整，失去奧運主辦權，不僅是人力財物的重大損失，更是民族歷史罪人。國際奧委會想不到在韓國民主化進程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令分裂的社會開始朝向談判，為的是要在一九八八年夏天那十五天的奧運。
一九八七年，韓國公投通過第六共和憲法，從根本上推翻軍人獨裁政體，軍隊內部亦出現兩條路線，即以全斗煥為首的強硬派，以及以盧泰愚為首的溫和派。特戰隊司令出身的盧泰愚最後獲得軍隊支持；民間也有兩條路線，最終是中產支持的金泳三壓倒激進派金大中。在這時刻，韓國社會面對四個可能結果，包括：
一、雙方各有退讓，達成政治和解；
二、維持原狀，軍隊武力鎮壓，民間反對聲音啞滅；
三、威權集團同意通過改革紓緩危機；
四、各不相讓，爆發內戰。
威權集團傾向維持原狀，軍隊鎮壓，反對派則認同威權集團通過內部改革紓緩危機。最後是威權集團及反對派妥協，達成政治和解。台韓民主之路之異，在於台灣是變革型，由威權政府自我結束威權政治年代，迎來民主新生；韓國則是轉移型，通過威權政體和反對派的妥協達致和解。台韓兩地的民主變動，上層角色不可小覷，上層的移動方向與豐厚的社會力量互動。
西方學界認為，亞洲「民主」的樣辦，一般以此兩地為標尺，但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的角色，於台韓民主路任何層次而言，美國都是更大的推手——六七十年代，台韓的獨裁政體是美國所需要的反共穩定力量，八九十年代的民主之風也源於美國以「民主」包圍中共的戰略構思。美國對台韓民主化的態度，與五十年代日本政治變化幾乎二而一的相同，韓戰爆發後，美國馬上扭轉一九四五年之後力推的日本民主化道路，改而大力打壓日共，扶植自由黨及民主黨，於一九五五年合併成自民黨，一直到一九九三年自民黨宮澤喜一政權大選失利為止。
因此，閱讀這兩地的民主之路時，既要注意當地威權政體及反對派之間的互動，但美國「海外勢力」這一背景切不可遺漏。
多元抗爭
社會抗爭手段可以很多元。以被視為圭臬的美國六十年代學運為例，人們記得的畫面是一九六八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沿着水渠攻入並佔領大學漢密爾頓樓的畫面；另一個畫面是年輕的示威者，把花插進對準他們的國民警衛軍步槍槍管。這兩張照片連同俄亥俄州肯特大學血腥屠殺的一張，成為美國學運最具代表的三張照片，足以闡述悸動——平和——鎮壓學運三進程。
台灣和南韓的民主化道路貼近美國學運三步曲。台灣雖早於六十年代雷震《自由中國》首現民主呼聲，但仍要到七十年才逐漸成形。國民黨以外的在野人士，組成形態鬆散的「黨外」，尋求以各種方式發聲，有編刊雜誌，有遊行示威，有千方百計通過選舉打進議會，到後期爆發肢體衝突抗爭，多元化手段旨在喚醒戒嚴令下的台灣社會。這幾條路線並不完全融和，尋且出現路線傾軋，人稱「老康」的康寧祥，由議會外示威轉進議會內，當時不為其他激進派黨外人士接受，譏諷康是「康放水」，對康的侮辱尤甚於對國民黨的譏罵。
同一時候，以《美麗島》雜誌為主軸的另一路人馬煥發光芒。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美麗島雜誌社以民主自由為訴求上街示威，國民黨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槍桿子和裝甲車都出現在高雄街頭。慘烈鎮壓之後，軍警以叛亂罪拘捕大量參加遊行人士，十五名律師組成律師團替他們辯護。被捕者包括其後被判無期徒期的施明德以及擔任過副總統的呂秀蓮；律師團則是「星光熠熠」，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尤清等，這些人其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八十年代中葉蔣家王朝瀕臨崩敗的時刻，台灣出現更加激烈的肢體衝突，民進黨既有在總統府廣場的大大小小示威，也有成員朱高正大鬧立法院。朱高正是西德波恩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是研究康德，以中國人傳統觀念觀之，「真君子也」，但他以學者身分跳上主席台，腳踢文件有如漫天雪，這一「破格」行為觸動了蔣家王朝四十年下的台灣社會神經，被指斥為離經叛道，破壞安寧。朱的解說是，要一個沉睡多年的人蘇醒過來，不能用聲音叫醒他，要推醒他。其後台灣實現總統民選，朱高正的作用漸減，即便如此，在近四分一世紀的台灣後蔣時代，朱高正留下了不能忘懷的光芒。
今天人們討論示威遊行這類程度不同的公民抗命行動，往往有某種先入為主看法，認定甲法可行而乙法不可。其實這都是經驗主義帶來的定見，在特定時空之下，特定行為才會起作用；康寧祥加入議會，在一黨獨大的年代確實打響了黨外第一槍，這才有後來尤清當選台北縣長；倘無美麗島的捨身之舉，台灣民眾不可能看到律師團人人一身黑袍，手抱《六法全書》的強調理性法治；及至朱高正喝翻議會，人們才知台灣立法院萬年議員的荒謬。這三段台灣民主化進程，與前述的美國學運三步曲一樣，都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