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 古治雄
近年香港社會燥動，早有論者指出，其根源是我們的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社會演變。因為政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上，大部分港人沒有參政權力，也沒法改變現況，令社會怨氣無法宣泄；而本港公民社會逐漸成長，港人不止看重搵食，也由價值出發看重政治參與的權利。無論在管治高度或理念層面，政制都落後於形勢。
香港就如一個壓力煲，2017年的普選安排原本能為這個煲找到宣泄口，但觀乎北京官員和建制派不斷出口術為「普選」設定框架，港人早已不相信普選自自然然就會降臨。我們惶惶無依：為何自八九民運起，追求民主已二十多年，仍然落得如斯結局？
愈來愈人覺得，以往的議會抗議太過行禮如儀，抗爭行動亦形式化，講完、示威完就算數，政權對改革政制既無誠意，抗爭行動亦無用，社會追求新的抗爭方式，希望給予政府真正壓力。自此，民間出現抗爭路線分歧，這種分歧更牽連國族身份的選擇。
目前，香港爭取民主的路線主要有兩個，一是靠佔領中環這類大型公民抗命行動，威攝對手，二是以本土論述團結動員港人。不過，無論我們採用何種抗爭方法，面對的談判對手都只有一個，即控制今日香港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本文並無意探討這各種抗爭行動在道德上的優劣，亦無意評價運動中個別人物的言行。但筆者認為港人必須預計中共的行動和思維模式，唯其如此，才能知己知彼，作出合理的博奕選擇。
中共怕你嗎？
不久前，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以發動萬人佔領中環金融中心的方式，令香港社會付出經濟癱瘓的代價，來迫使北京就範，給予港人真正的普選。這一著要成功，先決條件很簡單，就是這些代價真的足以令北京忌憚，因此，中南海在衡量過利害之後會讓步。
北京一直有安排中間人來港，就各種社會事務收風，順便傳達態度，近日收風的熱點，當是佔領中環行動。近來在政界流傳一種說法，筆者也有所耳聞，北京中間人的口風一律強硬，傳達的訊息是向港人指出，在北京的考慮中，對香港的政治控制凌駕於其他因素，甚至凌駕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這點之上。
近日，來自不同陣營的資深中國記者程翔及建制派的葉劉淑儀均意見一致，指出這可能是佔領中環的最後結局，即佔中遭受武力打壓。按理，現階段北京不可能示弱，否則將揭露底牌，便影響了他們在日後和本港民主派的博奕，所以，現時其強硬取態是否靠嚇，到底能否強硬至明年佔中發生時，尚未可知。
北京這種強硬取態，並非無前科。最近解密的戴卓爾夫人外交密件曾經透露，在香港回歸之時，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就已明確表示，如果要北京在香港的繁榮和主權之間選擇，必然選擇主權。現時北京的取態，其實是一貫相承的國策，把「領土主權完整」之類的綱領，奉為金科玉律，為此，犧牲一切都在所不惜。北京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把這種取態推至極致，就是：我寧願出坦克都唔俾你選。
要估計北京的行動模式，從來都不能單靠個別「北京消息人士」放風。當今中國政治不民主，仍以宮庭鬥爭決定權力分布，北京各派系長期互相傾軋，本港建制派之間也各懷鬼胎，唐梁互鬥便反映了暗室決鬥，敵對派系發放對對手不利的消息，如放料給外媒報道政敵醜聞，以達致「出口轉內銷」，打擊對手威望，在所多有。所以，若有唐營中人跟你說梁振英不行了，中央要換特首，毫不稀奇，因為他大有放流料的動機，反之亦然，是以，本文的「消息」只是切入點，並非立論依據，反會嘗試以中共的實際利益和行動習慣，推論他們對本港民運的反應。
領導人的「理性」選擇
讓我們姑且把泛民主派分為「激進」和「溫和」兩翼，激進民主派近年常批評溫和民主派的爭取民主方略，認為他們太過妥協，拖累民主進程，這種批評也許屬實，但學理上「激進」「溫和」兩種主張其實未有進入真正的討論，雖然「溫和」泛民近期已經改變了原有路線，但透過批判檢視溫和路線，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脈絡。
要批判溫和派，先要明白他們的行動根據。不少政治學研究指出，若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先行於政治改革，它已建立了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如果社會又沒有嚴重撕裂(如部族仇殺)，教育又夠普及，政治改革一般都會順暢。隨著當地民主條件成熟，建制內外的開明派合作，一起推動政改，最終就可以以最少的代價，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
若果改革不成，社會反倒以革命方式推翻舊有政權，那反而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例如社會撕裂、經濟發展停頓以至流血，在革命過程中掌握行政資源和經驗的保守派和開明派互鬥，新政權要適應行政，而兩派累積的仇恨，也可能後遺至爾後的民主社會。
談及近年全球已發展地區的民主化經驗，本港學者常把目光放至南非、台灣、南韓等地之上，希望香港能夠彷效這幾個地方的建制內外合作經驗，一旦條件成熟，政權當中出了一個蔣經國、戴克拉克，就水到渠成，成百年之業。昔日溫和民主派學者的行動根基，某程度上源於上述地區的經驗，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地方，行政仍算廉潔高效，正好走建制內外合作之路，慢慢讓香港過渡至民主社會，以避免民主化時的動盪。
這種政策路線在政改方案後宣告破產，最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忽視了不同國家政治形勢之差異。
上述幾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沒有受到其他外來主權的宰制，甚至得到外來的助力，南非、南韓、台灣等和西方國家關係密切，西方各國出於各種利益原因，也許不會真誠地支持這些地方的民主事業，但西方各國無論怎樣也是民主國家，政府無法壓制國內的自由輿論，受西方各國扶持的獨裁政權舉凡倒行逆施，或多或少會受到西方媒體批判，這些監察，對西方國家的政客，和依靠西方國家的獨裁政權，均構成壓力。
但香港全無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香港並非一個主權國家，政治權力掌於北京這一個專制政權之手，即民主派的談判對象，是一個獨立於本土的專政勢力。和任何對手談判都需要籌碼，但民主派一直都只有本土動員力，影響力無法遍及深圳河以北，完全無力撼動對方的專政。台灣、南韓、南非的政權均植根本土，並無退路，一旦民心向背，政權即不推自倒，他們國內的民主派每強一分，對手就弱一分，一旦其取得主流民意支持，即手握對方生命線，獨裁政權就會面臨巨大壓力。相對而言，無法威脅對手根本的溫和泛民，手上籌碼太少，只能寄望對方主動釋出善意。
政改一役後，溫和泛民發現，對方根本無意談判，更藉著談判打擊他們，於是改絃更張，走上抗爭之路。但無論對策為何，「敵人是獨立於本土的專政勢力」這個一非常不利的政治現實，仍是至今需要面對的難題。
取代談判路線的是佔領中環的抗爭路線，其邏輯是和北京的既得利益者「哂冷」，公民抗命，並賭他們不敢鎮壓。當泛民召集的民眾到達一定數目，政權便無法和平清場，若不敢鎮壓，就唯有妥協。韋伯曾經為「國家」提供了一個經典的定義：國家即是「籠斷使用武力的權力」的政治實體，即是說，一般人用武力是違法的，只有國家可以合法地施行暴力，並以此維繫自己的統治。在民主國家，這種權力由民眾選出代理人行使，在香港和中國，這種權力卻掌握在少數的既得利益者手上，佔領中環策略的問題，在於若政權不顧社會後果，堅持強硬回應，佔領中環就不能成功。是以，關鍵在於北京一眾領導人會如何取捨。
要推論北京的決定，必須思考一個問：到底香港對北京而言，還有甚麼意義？這裡嘗試列出一些可能性：
1. 香港在改革開放前，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很大，當時的中國既被西方封鎖，亦復鎖國，更兼施政失誤，不少物質要由香港入口。在改革開放前期，中國一窮二白，中共式的經濟改革，在人類歷史上也沒有成功經驗，北京領導人不大可能像如今般自信爆棚，香港作為對中共資本和經驗的輸出地，自然無比重要。但隨著經濟慢慢發展，中國累積了資本和技術後，香港的重要性自然減低。
2.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是鄧小平為台灣回歸而準備，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單位，原意是垂範台灣，吸引他們回歸。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不景，政治死結不解，但台灣反而在經歷民主化的陣痛後，走向相對成熟的民主社會，藍綠兩營由撕裂而向「中道」靠攏，出現反示範香港的效果，台灣政界中人動輒以香港經驗為戒，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示範單位構想，幾已近破產。
3. 現時香港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主要在於完善的法規和金融制度，香港亦吸引了大量外資投資，是中國資金的重要出口，但2011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31兆美元，對比香港的2437億美元來說，中共絕對能夠承受失去香港，關鍵是這樣做是否值得。香港一旦發生武力彈壓事件，經濟必然大受影響，但近年有說法顯示，伴隨著中國國力上升，北京慢慢有一種非常有自信的左傾思想崛起，甚至壓倒一直以來的現實主義方針，中共可能會有一種思維：大不了和外國斷交幾年，這種事又不是沒幹過，換了方式，香港照樣發展起來。
4. 有指中共官員在香港有很多資產，一旦香港出事，會影響官員本身的利益。此觀點很難有證據證實，但以獨裁政府官員的貪腐規律而論，把財產轉移國外事屬尋常，因為貪官或獨裁者的事業，本身就是高回報高風險的。這點較需要慎重考慮。但問題在於，中共官員也會分散風險，把資產置於不同地方，而且，中共領導人的決策，亦取決於是否有更大的利益，讓他們拋棄在港的邊緣利益。
關鍵在於中共「合法性」
對古今絕大多數政權而言，執政的最大目的，是繼續執政，捨此以外，甚麼都不重要，對專制政權而言，這句說話尤其正確，因為社會沒有正常政權更替的機制，領導人一旦失勢，後果不只是下台咁簡單。而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國家底氣十足，對於中共官員的實際生活而言，香港社會變得如何，本身不重要，港人的福祉或價值追求，對京官而言更沒有意義。
香港民主爭拗持續，社會發展停滯，對中國而言，本身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如果香港有民主，北京的考慮便完全不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指出，北京一直擔心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如果容許在深圳河以南的華人社會普選，他們該如何和深圳河以北的民眾交代？為何一河之隔就可以，河的另一頭卻不行？
同為華人社會，台灣的民主至少隔了一海，不在國人眼前；但香港和大陸關係密切，如果有選舉，更兼選出一個支持結束一黨專政的泛民特首，如何是好？中共中央黨校等中共智囊組織，自蘇聯解體後，一直在研究蘇共崩塌之謎，以為中共戒，他們當中不少人，力主中國要以經濟政績支持政權，更指出蘇共的崩潰，其實源頭正在於東歐鐵幕鬆懈，捷克、德國、波蘭等地的民主浪潮，一步步激勵鄰國的民眾，打擊政府機器的士氣，最終結束蘇聯六十九國祚。
蘇共前車可鑑，不論這種垂範效應是否存在，但對於近年的中共而言，在境內開一個民主缺口，卻是怎樣也不可以觸碰的大忌，因為其政權永續是凌駕於任何社會福祉的最大考慮，是以近年北京任何的改革倡議，其實都已沒有了內在(intrinsic)的價值追求，而是工具性(instrumentally)地希望為政權延壽。
這個題目可以另寫一篇文章探討，但表象不難尋找，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時，已明確表示「不走西方邪路」，在對待一黨專政的問題上，北京追求最高安全系數，保住政權是凌駕一切的考慮，是以骨牌效廳的風險即使是理論上的，北京亦不希望承受。這是北京不肯給予港人民主的重要原因，並非北京很變態，硬是要港人不開心，而是出於中共的自我利益考慮。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至中共最興講的「把xxx扼殺於萌芽之中」，在在反映其追求絕對安全的思維，港人對此不會不熟悉。
港人對形勢並非全無認識，近年不少人追求政治上的切割，要求香港可以更大程度的自我管理，他們當然明白中共不會輕易放手，因此頗為仔細地提出自治，放棄介入中國民主運動，期望北京就此收手，兩安無事。
但此理論實際面對一些操作難題，而這些難題一直未被處理。
第一個難題較好理解，就是中共追求絕對安全，即使你說只希望自治，我們為甚麼要信你？港人根本無法動搖中共在本土的執政基根，形勢比你強，我又為甚麼要放過你？
「自治」和「獨立」兩種說法，仔細考究有分別，前者是希望雙方在政治議題上切割，香港不追求推動中國的民主，也不希望獨立，以此換取兩安無事；後者卻要求一個新加坡式的獨立。傳播學有所謂perception is reality，不論這兩種說法分類如何，但對於北京的認知而言，卻是一概認為當中有「港獨」的企圖。自治路線要有成效，必須要證明，自己可以透過政治切割，說服北京放過香港，自治派似乎以為，只要香港放棄平反六四，北京就會乖乖退走，為甚麼北京要聽你的？但筆者從來沒有見過這方面的合理推論，需要更多論證。
北京近年最忌憚的，就是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無論「港獨」或「自治」，在北京而言，都沒有分別，觸及逆麟，不會容許，也沒有必要容許。何以如此？這不是說北京的領導人特別愛國或擁抱民族主義，他們很有可能是大中華主義者，但縱觀歷史，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國家領導人，包括孫中山、毛澤東，為了政治目的或利益，一切民族領土要求都可以讓路。我認為，真正左右他們決策的，是中共的獨有的權鬥模式。
在中國，有一句話流傳甚廣，以至傳說中共領導人自己都心知肚明，就是：建國以來，所有重大的政治錯誤，都是左傾錯誤。
要理解這句說話，必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運作方式，中共權鬥以宮庭暗室方式進行，關鍵在於哪一個派別提出的綱領，能夠滿足佔主導權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自改革開放以後，主張不折騰的務實派上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力，更日益消亡，政權殊少談理想，只剩下利益。
在中共的語言裡，左傾錯誤即是「冒進」，意謂為了達成目的而操之過急；與之相對的是右傾錯誤，即是「機會主義」，意指對革命的意志不堅。前者是單純的執行犯錯，一切仍是為了黨的利益服務，後者卻反映了該黨人偏離黨的意願，意圖改旗換幟，背叛組織。中共歷史上犯右傾錯誤的領導人大多沒有好下場(因為左而沒有好下場的，大概只有四人幫)。這種政治現實，令中共黨人歷來是寧左勿右，即使他們知道「左」對大局有害，而歷史也已告訴了他們從前犯「右傾錯誤」的領導人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然傾向左，這是出於自保的考慮。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貪污腐敗，打壓人權，為了轉移民眾壓力，除了加緊發展經濟外，中共亦自居為民族利益的唯一代理人。中共本是紅色政黨，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當年馬克思的名言「工人無祖國」，中共黨員理應知之甚詳，但由江澤民發表「三個代表論」開始，中共突然變成代表所有階層的政黨，由代表「無產階級」變成代表「中國」這一個整體，反映中共的質變：
1.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2.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3.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想的中國，要為自身尋找另一種價值基礎，以抗衡國內外的道德指控，而作為專制政體，也不能選擇訴諸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理念，民族主義式的正義便是其最佳選擇。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共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種民族主義的背景是中國的百年積弱，而經濟改革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則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對於這樣的一個中國而言，「李鴻章」三隻字是最大的夢魘，最不能做的事，就是「喪權辱國」，因為這代表唯一合法性的淪喪。
中共自改革開放到如今，即使敢在民主自由等議題上大放厥詞，卻從來都不敢向民族主義式的說半句不，其表現有可能過猶不及，作繭自綁。比如說，國際政治學界普遍認同，中日衝突其實為兩國內政問題，在中國這一邊，說的就是中國慣以高舉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社會壓力，日本那邊就以外交轉移經濟問題的視線，但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又異常惡劣，亦和日本有廣泛經濟合作，迫使中國政府既要照顧自己一手培養的民眾情緒，又要顧著睦鄰，不能開罪日本過甚，因此處於時而對日親善、時而施壓的兩難境地。
中共經歷高舉無產階級至高舉民族主義的轉型，同時間，民族主義也成為中共內部的緊箍咒，在中共在內部權爭中，很難想像有任何一派的勢力敢於在民族主義旗幟這一方面軟化，因為這只會給予政敵攻擊的機會，被冠以意志不堅的右傾罪名，成為數典忘宗的罪人。
歸結到香港問題，筆者相信，中共必會強硬處理「港獨」，這與其說是出於愛國民族情懷，倒不如說中共有不能讓步的壓力，這是基於內部博奕的需要：誰都不敢越「專政」和「民族」的框架，反而在這兩個議題上保持強硬，擺出忠心的左傾態勢，有利和其他派別競爭。
保住權力比「善治」更重要
一直以來，在討論民主運動抗爭方式時，都有一個前設，就是以「善治」角度探討北京的決策，本港能夠和建制溝通的知識分子，也一向慣以這種邏輯向北京進言。但這個前設可以是錯誤的，關鍵在於對北京領導人而言，「善治」的考慮和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不一定等同。
行政學有所謂「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即是當一個組織過於龐大，或持份者太過多，他們就需要挑選或協商出代理人負責處理重要事務，而因為權力分布不等，執掌權力的代理人，很可能會作出不利於組織的決策，但這種決策卻可能是對自己他本人有利的。最顯淺的例子，莫過於前幾年的雷曼事件，管理層作出不合理的高風險決定，結果公司倒閉，決策人拍拍屁股已盤滿砵滿，事後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受損，但也無法追究。這類問題在中共這種缺乏基層監察的組織，只會更加嚴重。
誠然，獨裁者這一份工，利錢大，風險也大，一旦政權倒台，當政者未必走得甩。但北京內部博奕狀態下的決策，卻可能迫使決策者作出對整體不利的「不理性」決策，這種「不理性」沒有即時後果，只有長遠後果，而且後果是由中共或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承受；對於中共個別領導而言，成本是由國民以至整個組織平均分攤，而在當下，他所得的利益卻遠大於成本，因為領導人還要計算行自由化路線而權鬥失敗被清算的風險，這種政治上的「競租」悲劇，屢見於中國歷史，其中有宮庭政治不能後退的悲哀。
政權因積重難返、既得利益者太多而不能自我改革，眼白白看著危機出現，人人心知肚明卻一起走向滅亡之事，也常見於歷史。中共若堅持以船堅炮利、國富民強等政績挑動民族情緒，以強行壓過社會矛盾，又拒絕民主憲政，政權最終會爆煲，其實不難推想，我相信，中共領導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風險，而領導人的裸官現象其實即反映這種集體決策缺失——連領導人都不相信自己國家的穩定性。
這種形勢，於佔中和自治切割兩種抗爭方法而言，都極其不利，這似乎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也是任何本土民運要面對的絕大難題。
如果香港人要以公民抗命運動，例如佔中，以提高運動的鎮壓成本換取民主，那就要考慮北京領導人的決策天平很可能完全是自私自利，為了一己利益服務，因害怕香港鐵幕掀起的連鎖效應，以武力手段解決佔中，即使這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也在所不惜，因為政權才是最重要的。領導人在香港容或有邊際利益，但這些利益也難以和中央權鬥的需要相比。
走自治或獨立路線者，也要考慮香港處於擁有13億人口的強鄰旁邊，即使港人同心同德，希望尋求獨立，也無以武力爭取獨立的條件；如果，自治派打算以和平路線爭取民主自治，就要說服中共領導人，香港的民主必定不會北上滲透過深圳河，也不會為中共帶來風險，這個過程將會相當困難。畢竟，民主不會在你關注本土後自動降臨，最關鍵一步，即如何迫使中共妥協，總應有個說法或路線圖，否則，說好的「現實政治」原來只有第一步，將如何落實？
2013年的中國和數十年前的馬來西亞的國力和思維模式完全不同，港人既無威脅中共政權的能力，中共也非急欲擺脫新加坡之馬來西亞，她處於強勢之中，何必放過你？承接前文，有一種說法指，中共官員在香港有大量資產，因此不會讓香港沉淪，這種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把中共權鬥的模式一併考慮時，卻顯得疑點重重：中共領導人的海外資產有多少？照理，為分散風險，資產豈會集中在一地？香港是自由港，轉移資產很難嗎？最重要的，是以中共的內部決策模式和一貫思維，要說他們向任何「港獨」或「自治」理念妥協，絕不樂觀。以成本概念分析，就是在中共黨內主張「強硬鎮壓」和「中國民族主義」得到的權力優勢(或主張妥協的潛在代價)，遠遠大於他們在香港的一點皮毛邊際利益。請不要把中共領導想得太過為國為民，「善治」甚麼的，從來都是為權力服務。
最後：為了甚麼而活
筆者絕對支持本港的民主運動，但認為走哪條路都好，先決條件，是這條路走得通。潑冷水，是覺得若現實是一座大山，趕路的我們必須看得見，也但願我們繞得過。
本文並不預測佔領中環事件的結局，其結局可以是大團圓，也可以是開槍鎮壓，也可是是兩極之間，只是想指出一點：以中共的決策方式而言，將傾向以強硬手段回應。我可能是過於悲觀，但事前悲觀，總優於事後追緬。但願我錯，最好我是錯的。
筆者認為，無論是佔中運動或是保土運動，均要有心理準備不可能一蹴而至，佔中只會是一個開始，而港人開始有本土意識後，也不會突然就有滿天神佛下凡消滅中共，我們都需要有長期運動的準備，以保持民主運動的元氣，獨裁不可恃，終有衰弱而對社會控制減弱的一天，我們要為那一天有所準備。但要詳述這些理念，將需要另文再議。
日前和朋友閒談，這位朋友身在曹營，半隻腳在建制，因此，感受到北京在普選議題上的極度強硬，說來有點淒風苦雨，問筆者香港可有明天？我有時會想，不公不義，其實貫穿了整個人類歷史，以前讀政治，政治學者常說笑，謂政治學爭議各種概念和理論，但當中最沒有爭議的說話就是「The world is unjust」。但生而為人，幸運地讀過聖賢書，我有幸能明白基本的是非黑白，有些事是超越成敗，不能不作，它是人類自我賦予的尊嚴和價值，這些價值我稱之為公平正義。
在一個時代的高度上看，它們有時並不出現，但把人類歷史拚作一個整體來看，公平正義從未失敗過，千年以還，無數仁人志士，為這一個理想前仆後繼，「we are expanding the moral circle」，今天火炬到我們手，而我能參與這個過程，幸甚。最後，歷史充滿變數，願我愛的城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