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需要理性的考驗

台灣民主需要理性的考驗

陶傑

《蘋果日報》 2006 年 9 月 18 日

台北爆發民運，倒扁大遊行之後，又上演挺扁示威，倒挺相報，正反消磨，寧無終日，是民主過程中的陣痛，不論如何一時「混亂」，台灣國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總比把命運交給一個獨裁者好；不論陳水扁這個總統如何小人，「我是民選出來的」，總比一個上意欽點出來的君子好。

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的民主是理性成熟的制度。陳水扁家族一來尚未至壟斷如電力、通訊、燃油等民生設施的企業巨貪，而是以老婆吳淑珍為首小家子氣的購物高買，屬於過失，而未至於罪惡；二來案件已移交法院，理應由一個獨立的法院偵辦。如果司法不夠獨立，仍由陳水扁操縱，則上百萬人遊行，呼喊的口號就不應該只是「陳水扁下台」，而是「憲政改革」，不但要把立法院三分二票數通過彈劾的標準降低，還要調查懲辦司法制度的瀆職勾結。

正如「五四運動」，並不只要求北洋軍閥懲辦簽署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曹汝霖，而是要建立民主和科學的教育，風暴所至，帶來一場「新文學運動」的豪雨，才是向歷史繳交的一套共三張試卷，而不是只答一條考題。

三來陳水扁政府不是一個獨裁政權，本身也是民主政府。百萬人大示威，是全民革命的邊緣行為。民主憲政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全民革命，陳水扁貪腐事件的核心，是罷免總統的制度不公平，或總統只手遮天，則台灣的大示威更應集中在制度的改革，例如加強行政院長的制衡權，把中華民國建成蔣氏父子的獨裁、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民主之後的「第三共和」。民主的殿堂很少是一代建成的，今日的法國，也已經是「第五共和」，由戴高樂創建於一九五八年。因為戰後法屬殖民地紛紛謀求獨立，戴高樂為了維持法國非殖民地化過程的順暢，抗拒美國霸權的影響，總統必須獨攬權力，確保法國外交的獨立，因此總理權力被削，國會的影響力減弱，第五共和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加建了一套「家長制」，結果引起一九六八年巴黎大學生的暴力示威。民主必須由憲政和法治約束。台灣總統選舉是一人一票的直選，比英美的普選更加民主，但台灣的司法不夠獨立，「三權分立」的意識只剩行政和立法兩權對峙，致使台灣國民的政治立場兩極化未因民主制度的建立而紓散。因為總統一旦當權，罷免困難，立法院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再交公投表決，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為自己設計的，「寬進嚴出」，以公投直選當權，當權後避免被一個與國民黨兩分天下的立法院彈劾，即使立法院彈劾了，還可以交由全民再表決。

然而為甚麼一定要罷免總統？在一個民主的社會，總統的任期有限，如非特別重大的罪行，國會不輕易罷免總統，出於輿論的壓力，總統會辭職下台，如水門事件的尼克遜。但台灣的「國情」不同：除了其他民主國家元首的政治操守問題，台灣還多了一層「省籍矛盾」，加上儒家鼓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潔淨思想，國家元首必須「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社會的民意要求元首除了是一個辦事高效率的行政強人，還必須是一個聖人。台灣選民經歷過國民黨家天下的金權和戒嚴時期，陳水扁此時當政，不免會受到選民「水至清則無魚」的道德要求，因此陳水扁的女兒尚未成為台灣電力公司的大股東，陳水扁的兒子尚未成為台灣電訊網的董事長，其妻胡亂簽賬的家族飲宴、幼兒奶粉消費，特別天地不容。當一個國家由專制一夜之間實現民主，國民的理想主義要求也與「當家作主」的熱誠成正比增加。一個全無貪欲的道德家，也可以成為以人民之名的專政魔王。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號稱「不貪不腐道德大聖」(incorruptible )，他在權力如日中天之時，只住一個二樓的單人公寓，不喜美食，不近女色，沒有任何消費欲，上班不乘馬車，天天步行，然而其激烈的思想，卻把全國驅向仇恨和毀滅。

民主必須受憲政約束，有如世界盃足球賽，英格蘭對阿根廷，阿根廷的馬勒當拿犯了手球，全世界觀眾都看見了，現場的球證看不見，阿根廷贏了二比一，英格蘭輸得不忿，也不可以叫全英國的球迷來包圍足球場，要求重賽。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的戈爾全國得票明明比布殊多，但選舉人票少於布殊，而且佛羅里達州的選票點得糊裏糊塗，飲恨落敗，選舉制度是如此之不公平，但民主黨不可能召喚美國的選民包圍白宮，要求重新投票。台灣的遊行今天倒扁，明天挺扁，到了國民党的馬英九執政，任何小過失，如訪問中國，民進黨在野，也可以升級為罪惡，也可以發動一百萬人叫馬英九下台。陳水扁說：「我是民選的總統」，意思就是，從哪里來的，就到哪里去，想罷免我，還是要靠選票，而不是靠遊行。動不動就百萬人大遊行，對於一個民主國家，有如小孩感冒了，服用抗生素，雖然一時可以病愈，長期卻不能建立本身自然的免疫力。大遊行「倒扁」，不如「反貪腐」，反貪腐則不如改革憲政，把台灣的共和政體再提高一台階。百萬人大遊行凝聚了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聯等勢力，機會難得，視乎民主的台灣人的視野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