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共同體的型塑

2016年5月13日 林泉忠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一九八三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今年五月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六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彝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二○○○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

在二○一五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一九九七年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眾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回歸」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二○○八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二○一四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隨着一八四二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一百五十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一八四二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一八六○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一八九八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堹痍价`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一九五○年,為了防止大量難民從中國擁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擁進的資金主導了五十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一九六六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五十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況到了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打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一九四九年後,尤其在六七十年代間,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新政策,包括擴大港人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七十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份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新本土主義」興起的源頭

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欲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二○四七香港自決」的新訴求。

其實,筆者早在二○○○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人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

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

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三個地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份認同問題都與他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一九四五年);沖繩稱「復歸」(一九七二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

「港人治港」與「香港人」身份

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八十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水面,「香港人」身份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

在此之前,如前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七十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份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或「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

說一段趣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制作一系列相關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七十年代中),並不清楚自己應該稱做哪堣H,當日本人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意識在八十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

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份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

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份還模糊不清的香港人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

「香港共同體」形成的六階段

總括而言:一九四九年至迄今近七十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六個階段:

一、五十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

二、六十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啟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

三、八十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身份認同迅速浮出水面。

四、一九九七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在「中國崛起」帶來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的背景下,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

五、二○○八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

六、二○一四年後:港人冀盼三十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

「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主流化

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份認同之一。如前所述,由於一九四九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六十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

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況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二○一二年的「反國教運動」及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

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思考如何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二○四七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份認同只會愈來愈強烈,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