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共產黨如何扭曲維吾爾人的革命史?

張正修  2017年2月21日

從歷史發展來看,漢人王朝給與中亞地區很強的政治影響力或是實際上行使軍事力而對中亞地區加以掌控的,只有漢朝與唐朝的僅僅某一個時期而已。在18世紀後半,清朝以軍事征服以前,漢人王朝的政治影響力是很薄弱的。蒙古帝國崩潰以後,在土耳其斯坦的東部(亦即今之新疆),由察合台汗的子孫繼續統治,但是不久他們就漸漸走上土厥(Turks)伊斯蘭化,而在16世紀以後,他們就變質而成為與綠洲地區緊密結合的政權。至於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則是在14-15世紀於帖木兒王朝創造出土耳其斯坦的最盛期之後,由土厥系的烏茲別克族建立的政權成立、發展起來。

從文化層面來看,漢字文化乃至儒教是與《透過科舉實施任官制度的漢人王朝之政治系統》深深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些文化的滲透力並沒有在土耳其斯坦開展起來,土耳其斯坦是透過各種語言.文化的流入、融合而形成其獨自的文化,其基本的文化是以土厥語為基礎的伊斯蘭文化。從當時的各種文獻來看,對於土耳其斯坦東部來說,中國是非常遙遠的存在。

18世紀後半,清朝對準噶爾進行殲滅戰,在掃除準噶爾之後,清廷征服土耳其斯坦東部(塔里木盆地旁邊的綠洲地區與天山的游牧地區)。天山山脈北方的地本來是土厥系的定住居民較少的地區,在清朝征服以後,土厥系居民因為移居而漸漸增加。

一、是清朝藩部的東土耳其斯坦

清國的統治體制是採取階層式的結構,這個結構是從王朝的中心向四周周邊形成「內地--土官.土司--藩部--朝貢國」的體系。被滿人征服的土耳其斯坦東部被滿清當做「藩部」加以統治,這個藩部極力回避漢人的移住。清廷在各個主要綠洲,使少數的滿人與漢人的官吏、軍隊駐紮,但抑制漢人的移民,官吏、軍隊與漢人的商人等被安置在《與土厥系居民的都市隔離的要塞》,相對地,與地方居民密切相關的行政業務則由當地土厥系的有力人士--貝克(Beg)來擔當,清朝時代的伊斯蘭法庭文書有相當多數於現在仍然存在著,當時,伊斯蘭法某種程度似乎是有效的,在一般土厥系居民與伊斯蘭的知識分子之間,並沒有出現漢字文化、儒教倫理滲透的情況,他們是採用《以阿拉伯文字表達的土厥語》來書寫,也沒有出現《為了科舉而刻苦勤讀八股文的人》。

二、外部殖民的開始--新疆建省與土厥人獨立理論建構的開始

1864年,清朝的版圖=土耳其斯坦東部產生大規模的動亂,清朝的權力在一時之間消滅。這個動亂首先發生於車庫,其後蔓延至喀什、伊犁、塔城。趁著這個動亂而在政治上統合當該地區而樹立政權的是帕夏(阿古柏.貝克,Yakub Beg),他占領天山以南的南疆。阿古柏.貝克使伊斯蘭法貫徹適用於領域內而建立起國家體制,並與英國及俄國訂立通商條約。隨著阿古柏的擴張,大批的烏茲別克族人進入土耳其斯坦東部,而南疆的維吾爾族也進入北疆而成為土耳其斯坦東部的主要民族。在他們自己所居住的地區脫離清朝統治的這個時期,當地的居民留下了令人膛目結舌而為數甚多的資料。當時的若干資料顯示出:他們把清朝的官吏、士兵(滿洲人、漢人)認為是相對於穆斯林的異教徒。

後來,清朝在漢人官僚左宗棠的建議之下,決定再次征服東土耳其斯坦。事實上,在這之前,阿古柏派遣的使節與清國駐英國公使郭嵩壽在倫敦進行和解談判,而中間人是英國公使韋德。結果雙方同意:阿古柏承認清朝的宗主權,清朝允許阿古柏對其領域的控制權,但左宗棠對此強烈反對。當時在討論對阿古柏的對策時已出現如下的議論:當該地區在漢代就屬於「中華」,並以此為根據要將中國對當該地區的所有權加以正當化,並進一步把恢復當該地區的軍事行動也加以正當化。1875年,左宗棠就任欽差大臣,1877年,清軍陸續奪取阿古柏所統治的天山南北。

1884年,新疆省成立。在政治體制方面,新疆走上與內地的同質化,清朝對於土厥系的居民開始實施漢語教育。於是土厥系的居民就基於和以前不同的原理去設定與中國國家互相對峙的架構。

三、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新疆

清朝滅亡之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新疆地區的狀況極為複雜,而且是刻刻在變化之中。 清朝滅亡之後,清朝的新疆省變成中華民國的新疆省。但是在國民黨直接派省主席的1943年為止,漢人的軍閥省政府實際上控制新疆。

當俄國革命成功以後,蘇聯開始給與新疆很大的影響力,同時,土厥系的居民與鄰接的西土耳其斯坦與土耳其等穆斯林居住的伊斯蘭世界保持很深的連結。當時,土耳其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近代的科學知識等就成為被接受的新思潮與新知識。當時除了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以外,認為《自己的居住地被編入至中華民國,中國的中央政府是統治自己的政治中心》的看法是很淡薄的。在整個時期,並沒有任何形跡說《大部分的土厥系居民已形成積極的中國人意識》。倒是對於《強制推動漢語教育、壓迫當地居民的異教徒的漢人統治》與《中國》這個國家的關係,究竟應如何看待呢?這是解明當時土厥系居民之意識的重要課題。

在上述這種情況之下,於1930年代與40年代,爆發了土厥系居民的動亂,這就使「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其成立過程可簡述如下:

針對清朝末期由政府所推動的漢語教育,於進入1910年代、1920年代時,土厥系居民就邀請土耳其與俄國領域的教師於居民之間傳授具有近代內容的教育。這種教育運動其實是有其思想背景的,亦即以外來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與泛土耳其主義這種的思想為其背景,這些主義是把《從中亞至小亞細亞當中使用土耳其系之語言的人們》總稱為土耳其民族,並要把這些民族團結起來去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不過,這個教育運動因為省政府的壓迫而頓挫。但是到了1930年代,由居民所發動的大規模起義則是由參與教育運動的人們所領導而爆發的。

1928年7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省主席的金樹仁於1933年4月2日被政變給驅逐之後,國民政府派遣使節團來到新疆。使節團的目的據說是要直接控制新疆,但並沒有成功。

在這個過程中,於1933年,一部分的領導人在喀什想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根據他們的憲法構想,其國家是具有近代體制的共和政體,也就是從客觀來看,他們所要追求的是樹立自己的近代國家以便和中華民國分離。

著名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穆罕默德.依敏.柏克拉(Muhanmad Amin Bughra,漢名:毛德明)在其所著「東土耳其斯坦史」中所描繪的歷史之對象=東土耳其斯坦在領域上是與新疆省大致相當。

事實上,把自己規定為土厥民族,進而把該當於新疆的地區稱為「東土耳其斯坦」,而認為這是屬於自己的土地,進而想要展開自己的政治行動者是以一部分的商業資本家與伊斯蘭知識分子為中心的領導人,這些人是信奉土厥民族主義,追求從漢人的統治解放出來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包含定住一地的居民與游牧民在內的廣泛的居民未必感覺到東土耳其斯坦是一個活生生的架構而以之為自己政治行動的內在動機。

後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1934年初被攻擊而崩潰,而盛世才這個軍人就掌握新疆的權力,他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將動亂加以鎮壓。於是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就特別提高。

1934年鎮壓動亂之後,盛世才大致十年之間就獨裁統治新疆。到了1943-1944年,國民黨政府總算掌握了新疆省政府,而國民黨對於「邊境」的政治統合就漸漸有所進展。但是,1944年暴發了土厥系(土耳其系)的住民蜂起,而在伊犁市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個蜂起被稱為「三區革命」,而所以稱為三區是其勢力範圍有伊犁、塔城、阿勒泰。這個革命組織自己的民族軍隊,並擴大勢力,而逼近至迪化。於是國民黨拜託蘇聯對於和平加以調停,結果國民黨就與起義者聯合,於1945年成立新的省政府。當時加入新的省政府的有伊犁起義的阿合買提江(Akhmetjan Qasim)與在後來靠近國民黨的穆罕默德.依敏以及阿布甫泰肯(Eysa Yusup Alptekin)。這個阿布甫泰肯曾跑到南京控訴金樹仁的暴力,而對國民政府要求實現新疆自治。

雖然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名義上不見了,但是在實質上他們維護住其所掌握的地區。

阿合買提江於1946年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參加國民大會,發言新疆要有高度的自治。

四、共產黨的併吞與對三區革命的扭曲

其後的國共內戰於1949年,共產黨居於優勢而來到最後的局面。在人民解放軍進出新疆之前,毛澤東送了一張邀請函給阿合買提江,邀請他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

阿合買提江等伊犁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都依約要參加毛澤東的政治協商會議,他們經由蘇聯而要前往北京。但是這些領導人在中途全部死亡,正式的聲明是說他們在蘇聯境內因為飛機失事而死亡,但真相至今仍然是謎。一個月後的十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十二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民族主義者就經由印度逃亡土耳其。

新疆的解放如果從結果上來看,所謂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革命運動並沒有在土厥系的住民之間產生。東土耳其斯坦居民當中,完全沒有中國共產黨黨員。當人民解放軍進入中國西北部的時候,國民黨統治下的新疆省主席倒戈倒向共產黨,而大部分的國民黨軍隊則投降共產黨,結果,解放軍就一方面排除部分土厥系領導人的抵抗,而占領新疆。這就是所謂新疆解放的實際情況。

後來,毛澤東給阿合買提江的信中有「你們長期的奮鬥是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的內容,這就被擴大解釋為「三區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透過這樣的解釋,土厥系住民的新疆就成為中國革命之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事實上,飛機事故的犧牲者其實是民族主義者,中共幫他們營造墳墓並建立三區革命展覽管,特別顯示他們是革命烈士以章顯其事蹟,這就是用捏造的方式來確保三區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連結性。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前的某個時期,基本上是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並思考過由各個民族組成聯邦。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民族主義者所稱呼的東土耳其斯坦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其內部也帶來決定性的變化,例如透過學校教育與大眾傳播對於土厥系的居民灌輸中國人的意識,漢語成為義務教育的科目,透過所謂的「民主改革」,伊斯蘭法被全面廢止。以伊斯蘭法之運用為其重要角色的烏理瑪(ulama),其大部分就消失,伊斯蘭社會實際上被加以終結,中國共產黨中央一元式的領導被加以貫徹。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新疆的住民被適用「民族」的區分,而分成維吾爾族(土厥系定居民)與哈薩克族(土厥系游牧民)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以漢族為中心的多民族國家,領域內的少數民族被認為是國家不可分的構成要素,其居住區域被認為是不可分的領土的一部分,而使領土分離的「民族自決」絕對不被允許,其理由是民族自決會使中國分裂而袒護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帝國主義的威脅其實已不存在,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真正的帝國主義。很清楚地,長期以來,在當該地區,漢人幾乎不居住,它長期以來也不被包含於漢人王朝的勢力圈內,在共產黨解放之前也沒有共產黨員。但是解放之後,漢人大量移住新疆,1949年時的漢人是29.1萬人,在1989年時,成為547萬,而維吾爾族1949年時是329.1萬,在1989年時成為667.5萬,漢人人數已逼近維吾爾族。從清朝時代的藩部可以說是完全獨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僅因為其透過清朝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而被徹底壓制。中國人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產生了中國民族主義,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貫徹其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這正是近代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