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

劉曉波 《全球審江大聯盟》 2006年4月17日

        1949年後,對國民黨的頭面人物,中共獨尊孫中山,毛澤東稱孫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還要在天安門廣場豎起孫中山畫像;改革以來,中共對孫中山的評價越來越高,曾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並自稱是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放孫中山專題片,採用臺灣國民黨的稱呼,尊孫中山為“國父”,顯然是為了與統戰臺灣國民黨。

        去年和今年,兩次“胡連會”中,孫中山的亡靈都是主角之一。連戰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塚兩度祭拜孫中山亡靈,胡錦濤兩次講話中都引用孫中山語錄。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強制灌輸下,一提起孫中山,大陸人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然而,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也就是“槍桿子堶悼X政權”;其次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党國體制”,也就是政治獨裁。這一遺產的最初繼承人,是利用軍事政變奪得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蔣介石,最後的繼承人是通過內戰登上執政地位的毛澤東及其中共。

        改革以來,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已經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對孫中山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其中,老一代學者袁偉時和青年一代學者王怡的重評最有影響。袁偉時先後寫過《民初“護法”與法治的歷史經驗》、《政治策略與民初憲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批判過“孫文的錯誤選擇”;他還寫過《孫文“賣國”檔案》,詳細梳理了孫中山的機會主義外交。幾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孫中山是“亂臣賊子”(《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最近,他又寫出了《孫文與中國百年憲政的教訓》,用大量史實論證了“從民主走向獨裁的孫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王怡的結論是:“孫中山亂共和、亂民國,並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這時我稱他是‘亂臣’,便和‘賊子’相通,‘賊子’者,民賊也。”

        大量史料已經證明,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孫中山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按照孫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君臨天下之時,孫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許諾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而極有可能是又一代極權君主,如同毛澤東在奪權時高喊“反獨裁、爭民主”的口號,而掌權之後就變成了“歷代都行秦政事”的獨裁帝王。

        最近,我讀了《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張育仁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第一次領教了孫中山的喉舌思想。據該書介紹,在中國報業史和新聞思想史上,孫中山之前的啟蒙者們,大都把報紙看作“民口”,即民眾訴求和社會輿論的代言人。但孫中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最熱衷於辦“黨報”,而且用鼓吹“黨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國的政黨史上,孫中山首創黨魁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傳統;在中國新聞史上,孫中山是“最早在中國新聞思想史上提出報紙應該充任‘黨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孫中山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主張的宣傳員,而不是事實的記錄者。他認為,新聞宣傳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須臾不可離棄的重要武器,革命時代和建設時代都少不了報紙的鼓動宣傳。他曾說過:“武昌起義,當時能夠達到目的,……完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P169)

        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日本,孫中山在1898年想與康、梁聯繫,但遭到拒絕。於是,孫中山創辦《中國日報》抨擊保皇黨,宣傳革命排滿。1905年8月,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並創辦了機關報《民報》,在宣傳革命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時,也著重宣傳孫中山的党權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P168)既然黨組織至上,党辦報紙自然應該充當“黨的喉舌”。

        首先,黨報是“革命宣傳機關”和“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既要大力宣傳“黨義”,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敵。作為黨務機關的黨報,還必須成為培訓“党義”宣傳員的學校,党的領袖應該擔負起教員的責任,經常到黨報學校來演講,以培養出精幹的宣傳人才。

        其次,革命黨必須有高度的思想統一,黨報應該辦成“輿論一致”的典範。他說:辦黨報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輿論”。所以,黨報的重要職責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輿論,但黨報決不能講新聞自由原則。對於不同思想觀點,能同化的儘量同化之,而對於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剝奪其言論自由權利。所謂“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為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P170)

        在不給“敵人”言論自由方面,毛澤東是孫中山的真正傳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寫下《駁“輿論一律”》一文。他說:“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事實上,從延安整風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說“人民內部”從來沒有言論自由,就是中共黨內也從來沒有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