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可能性:辛亥年的張惶

王怡   2001年10月4日

  經濟史家諾斯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在一切人類的自發演進秩序當中,文化與制度的路徑是絕不可能被徹底超越、改弦更張的。這個意義上,一切貌似斬釘截鐵的革命,等到塵埃落定時再看,也不過還是改良。
  戊戌變法的激進主義者譚嗣同,曾說吾國是"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亦說類似的話("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們將譚嗣同和毛澤東所言的"秦政",作為從變法到革命運動廁身其間的"路徑依賴",那麼我們判斷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開的暴力革命和社會改造運動在多大的意義上獲得了成功,就可以取決於革命後政治與"秦政"之間的對比。這個對比是我在這媯L力作出的,但毛澤東在50年代作過這樣的表白:"我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
  如果我們將"秦始皇加馬克思"理解為一半的"路徑依賴"加一半的西方資源,那麼既然帝制已經在辛亥年間被一勞永逸的廢止,這個"秦始皇"的表述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我將"秦始皇"這一辛亥年間的"路徑依賴"理解成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政統"的君主制,一是作為"道統"的專制主義和君王思想。在政統與道統之間,我們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後來的繼續革命,幾乎所有力量都義無反顧地堅決指向作為政體的君主制,而對作為"道統"的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著墨甚少,甚至在某種程度,此種意識形態下形成的威權反而成為對抗君主制的革命運動當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資源"。
  恰恰因為一場從專制主義土壤媯瑑o的暴力革命對於威權的迫在眉睫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對於"道統"的破壞上反而不如戊戌變法。在我看來,這一點正是孫文本人在革命早期設想的英美式憲政道路在革命後無力為繼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一位士紳特意遠來南京參觀民國新氣象,他見到孫文時行叩拜之禮,被孫總統阻止。孫說:"民國的總統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僕。"士紳問道:"若是總統離職之後呢?"這個問題就超越政體,問到了"道統"的層次。孫文答曰:"總統離職後就回到百姓中間,成為普通人。"發問者聽到這堙A方才長歎一聲,說:"我今天終於見到民主了。"
  這位鄉紳體現出對於道統的難得的關注和清醒。並不是總統這個頭銜對於君主的取代,而是孫文所允諾的總統的"退出機制"讓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們卻遺憾的看見,從孫文就任大總統開始,整整一百年,擔任過中國最高領袖的人物,沒有一個人真正實現了華盛頓式的解甲歸田。沒有一個人像孫文所說"最後回到了百姓中間"。
  包括孫文自己後半生的繼續革命和向專制主義轉向之後的窮兵黷武,亦是對於"回到百姓中間"以及成為一個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品的心有不甘。
  儘管文化與制度的路徑是絕不可能被徹底超越的。但在1911年娜拉出走之後,三百年之王朝與兩千年之政體灰飛煙滅的關口,卻畢竟面臨著社會"範式"的巨大改觀。歷史在此時撕開了口子,最大可能的向這個古老帝國和文明敞開了未知前途的可能性。
  儘管歷史不可因假設而變更,但對於歷史路徑的假設卻並非毫無意義。至少讓我們回頭看看錯過的東西為什麼一再被錯過。看看在辛亥之後,歷史在每一條路口的張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
  一、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
  武昌首義後到南北和談,如果說革命軍對於民主共和政體的殊死堅持,是君主制最終被放棄的主要原因。那麼這種堅持當中,除開思想上對於民主政體未來前途的絕對自信和對於兩千年帝制和近代以來國嬴民弱的深惡痛絕,又有沒有對於革命團體既得利益的殊死維護呢?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實際上就成為問題。因為驅除韃虜的口號是與建立民國相聯繫,而非依賴於"天命已不在清室"這樣的本土革命理論。
  事實上,就在漢陽被清軍攻克後,黎元洪曾明確向袁世凱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憲"的政體,由此獲得了在英國調停下短暫的停戰局面。等到各省紛紛舉事宣告獨立,革命軍對於共和政體的堅持便再也沒有絲毫動搖。孫文回到上海後即公開宣稱:"革命之目的不達,無議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儘管袁世凱本人在私下堻z露過他願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談前及談判早期,袁世凱的公開態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堅決維護帝制傳統,決不做辜負"孤兒寡母"的曹阿瞞。他在與黎元洪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日發表聲明,明確表示"餘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
  但袁世凱提出了一個對於政體之爭的頗為民主和現代的解決方法--"國民公決"。他在聲明中對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黨及保守黨(立憲派)三足而立的局面進行了說明,接著說:"餘擬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
  唐紹儀與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達成協定,南北雙方就政體問題召開國民議會,聽從國民公決。但南方堅持國民議會在上海舉行,時間定於1912年1 月8 日。北方則堅持在北京舉行議會,雙方僵持不下。結果孫文於1912年1 月1 日在南京正式就任臨時大總統,並加緊了北伐的備戰。
  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諾的民國大總統初夜權的袁世凱,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議和,南北內戰一觸即發。袁世凱致電孫文,堅持"君主、共和問題"付之國民公決,絕不承認臨時政府。
  正如孫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達,無議和之言也"。此時的孫文面對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勢,對於暴力革命的社會改造已經充滿迷信,政體問題聽從國民公決,這種方式及其可能的後果都是革命黨決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談不過是革命軍一個虛與尾蛇的花招,先把臨時政府建立起來,形成既定事實,再以大總統職位迫使袁世凱倒戈,孫文自己順便也把"開國之君"的初夜權先占了再說。
  孫文複電袁世凱解釋為什麼就任大總統一事,一則表達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議的態度,二則指出自己經各省推舉實在卻之不恭,三則欲蓋彌彰的說:"若以文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
  以當時情勢看,若因政體之爭南北開戰,革命軍斷無獲勝的局面。但對袁世凱而言,勝負之數也是未明。在一個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大總統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後半生的榮辱得失為君主制的去留而戰,實在不大符合袁的一貫習氣。所以對君主立憲的堅持,成為袁世凱的砝碼。和談前他便明確指示和談代表唐紹儀,"我方應堅決主張君主立憲,直至爭論到最後,方能考慮調停辦法,藉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社會名流們的態度也很明確,當時國內思想界普遍主張君主立憲,康有為發表《救亡論》,反對革命,指出"虛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啟超秉承師意,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著分析當時世界上六種共和政體的優劣,認為"虛君共和"較為圓妙。
  在解釋為什麼要設一個"虛君"時,梁說目的在於"可以息內爭而定民志"。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在專制主義和威權主義的道統還根深蒂固之際,而君王作為這一"道統"的有著深厚淵源的象徵被斷然取消,可謂"內爭"已起、"民志"已亂。無論袁世凱還是孫文,實際上都夢想成為道統意義上的"開國之君"。
  章太炎、嚴複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會賢達也明確主張君主立憲,嚴複警告說"他們"(指革命黨)如果輕舉妄動並且做得過分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並成為整個世界動亂的起因"。因而嚴複主張歷史的漸進,認為"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
  西方列強也紛紛表示支持中國建立虛君立憲制。尤其是英國和日本在這一立場上態度堅決,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廢,將不惜以武力干預。而美國公使也明確向革命黨表示美國"絕不會承認中華民國"。另一方面,清室則於當年11月1 日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當月3 日頒佈《憲法信條》》19條款,--明確了君主的權力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當月6 日又釋放了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等六人。可以說清室開始主動的朝著虛君立憲的方向前進。
  在南北力量和內外形勢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傳統若是能夠震得住臺面,通過虛君立憲得以保留,一則可以免去威權象徵被打破之後長達數十年的地方混亂和軍事割據,二則必然使真正的憲政建設走上正軌,如梁啟超所說,各種力量在遵奉一個最高象徵的前提下所進行的競爭,必然將在名分已定的憲政框架內展開,因為這樣一可以防止君主權柄捲土重來,二則可以挾天子(憲政)以令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與主動權。
  建立和維護憲政,逐步消泯作為道統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就將首先成為各種勢力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爭奪儘管在所難免,但將下降為世俗意義上的爭奪,而非意識形態的爭奪。這將瓦解中國當代專制主義形成最本質的一個根源:政教合一。
  貢當斯在路易十六被殺,拿破崙成為獨裁者之後,曾說:"我承認兩種統治的合法性,一種是名正言順的,它起源於自由選舉;一種是心照不宣的,它源於世襲制。"而辛亥之後長達百年,中國的政治始終在心照不宣的世襲制與名正言順的自由選舉之間痛苦掙扎,淪為漫長的"比君主制還不如的"(貢當斯)的僭主政治。
  當道統的象徵被毀,新的統治者就必須既是凱撒、又是上帝。事實上,"槍桿子下面出政權"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復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統治者只需要槍桿子即可。但在幾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徹底吹滅,新的自由選舉和社會契約論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建立之前,新的統治者光有槍桿子是遠遠不夠的。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就是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到1928年間軍閥政治的失敗。新的統治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儀式和政治倫常,即"一個國家一個主義"的現代意識形態。從這種視角看袁世凱的復辟,所謂復辟只不過是袁對合法性危機萬般無奈的回應。袁世凱上臺後的政治實踐,並非簡單的個人野心的膨脹。從制度的深處看,府院之爭和集權傾向都是君主制被廢止後"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必然衝突。
  我自己的設想,如果是孫文繼續就任大總統,這種衝突將比原立憲派出身的袁世凱只會來得更加兇猛。
  缺乏這種意識形態資源的袁世凱,發現自己手中的強權"失去了傳統的依據,又無法提出現代的依據"(費正清),最終不得不回到"君主制"的本土資源下,方能維持住事實上的集權體制。用後人評價蔣介石的那句話"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來評價袁世凱,就是"民主無量、唯有獨裁"。
  一個事實是,自君主制的政體被廢,道統獨存,中國一百年間事實上作為"天子繼承人"的僭主不斷湧現,唯一的區別是,自袁世凱之後,集權主義政體的合法性來源便由孫文效仿蘇聯模式一手建立起政教合一、党國合一的現代意識形態和党治國家傳統,再由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發揮直至極點。
  余英時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問道,"民國以來,皇帝制度已經從中國歷史上消失了,但是無形的精神上的'君統'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從形式上看,廢除中書省、打亂行政系統之類的君權仍然存在。相信君權的絕對性,也許會在我們的潛意識媯o生一種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權力集中在一個具有 charisma 的領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現代化途徑"。
  有論者指出,袁世凱之所以在民初戰勝革命黨人,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亂世之中人民渴望強權人物,而袁世凱當時被普遍視為能夠得到各方面認同的強勢人物。他的較革命党人更加溫和穩健的主張更加符合當時國內大多數人的立場。所以廢除君主制的做法無疑是為此類強權人物的僭妄提供了條件。
  直至今天,余英時所說"相信權力集中在一個具有 charisma 的領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現代化途徑",仍然是中國社會每一代政教合一的領袖人物及其廣泛追隨者的主流思想。
  君主立憲制的主張,為什麼會在當時革命軍並不具有明顯優勢的情勢下被各種政治力量迅速摒棄?除了上述袁世凱、孫文等人對於締造共和的開國功勳的個人夢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機選擇外,清皇朝的異族統治是導致帝制被廢的最根本因素。革命黨最具影響力的口號並非"建立民國",而是"驅除韃虜"。
  "排滿"其實是這場全國革命暴動的本質。梁啟超在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後便意識到這個難題,他派人去上海、北京活動,意圖說服清室"改中華國,從漢姓"。又建議說把孔子後裔"衍聖公"請出來做皇帝。可惜杯水車薪,無力扭轉局勢。
  阿城在談及台海形勢時開玩笑的說,倘若君皇尚在虛位,兩岸的死結便只有"皇帝老兒有面子作調停,說兩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兩家兄弟媳婦湊桌麻將,不計輸贏,過幾天也許雙方的口氣真就軟了"。所以阿城感歎道:"可當今簡直就找不出這麼個場面人兒。"
  雖是小說家言,但按前面的分析繼續看,虛君立憲的主張若能在辛亥年的眾聲喧嘩當中僥倖得以確立,兩岸的死結也許根本就不會結下。恰恰是從袁世凱的復辟禮炮到孫文党治領袖的血手印,給共產主義進一步的暴力革命主張和對意識形態制高權的苦心經營留下了餘地,撕開了更大的口子。
  二、內閣制與總統制
  孫文歸國抵達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了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討論政府組織形式及總統人選。這次會上,年輕的宋教仁提議採用內閣制,受到堅持總統制的孫文極力反對。討論持續到晚上,雙方"面紅耳赤、幾至不歡"。
  關於這次爭論,孫文的親信胡漢民和宋教仁的傳記作者及其朋友們的記載各執一詞,殊有不同。有史家認為各有不實之處。
  所謂內閣制,便是主張董事長與CEO 要分開,宋教仁主張的是政黨內閣,以政黨政治在議會進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張等於是在"道統"的意義上徹底廢除君主政治,對於共和政體下的"大總統",也要尊其貴而虛其位。
  而孫文在這時的態度便反映出其只反"政統"、不反"道統"的立場。他在評價內閣制與總統制時,認為內閣制"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因為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而"誤革命大計"。有人站出來說,這樣的人只有先生一個。此言一出,眾皆翕然。
  余英時所謂"相信權力集中在一個具有 charisma 的領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現代化途徑"的君權思想,由此可見一斑。那個以後要求黨員宣誓畫押、絕對服從並為達目的並不擇手段的列寧式領袖的影子,似乎也可以略略看見。
  宋教仁最終在壓力下屈從。民國臨時政府在孫文就任大總統之後採用了獨裁的總統制。
  關於大總統的推選過程亦是意味深長。最初的人選有四:黎元洪、黃興、袁世凱和孫文。黃興受各省推舉,但堅持在孫文歸國之前不組織政府,並在總統的選舉中極力主張孫文,於孫文的當選功業不小。袁世凱如果反清,則推舉其為民國首任大總統,這基本上是革命党包括孫文在內一致的意見。西方列強亦紛紛表示非袁不可。同盟會內部對孫文也一直有不同意見,章太炎、宋教仁都不贊同孫文。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選舉,孫文最終以16票當選,可謂眾望所歸。
  這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無記名投票推舉最高領袖的選舉,望前看意義深遠,實在是振奮人心的進步。朝後看也是意義深遠,其出爐過程一舉開了吾國領袖人物選拔之濫觴。
  就在12月26日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上,由於黃興的努力,大多數人主張推舉孫文為總統人選,儘管有不同意見,但最終形成決議。3 天之後,來自17省的代表投票選舉,候選人除孫文外,還有黃興和黎元洪。但此時總統人選盟內已有定論,這一定論並非秘密,而流傳至盟內外皆知。由同盟會掌握的省份自然是服從党議,其餘各省則幾乎完全承認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尊重其提名。最終孫文以16票絕對優勢當選。
  即便當時沒有同盟會的盟內決議案,以當時情勢論,孫文的地位業已是舍我其誰,當選總統自然是情理中事。但這一選舉在憲政體制的開篇序盤,便在"正當的程式性"上開了惡例,革命党超越於國家政體之上的党治國家模式實際上已經初露端倪。自此以後,直至21世紀初,吾國國家領袖的選舉依然追循著這一模式:即先由革命黨對重大人事變動和制度創設形成黨內決議,再以此決議提交名義上的立憲機構正式表決。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孫文以"非常時期"需要非常威權的理由反對宋教仁的內閣制、堅持董事長兼總經理的總統制之後僅僅3個月,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第二天孫文便倉促的在南京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來了個180 度的的大轉彎,完全採納宋教仁當初的內閣制設想,意圖牽制袁世凱的權力。
  想起當時最高幹部會議上的"面紅耳赤",此舉實在不可謂不是用心良苦。孫文將自己任大總統時絕對無法接受的責任內閣制套在了袁老三的脖子上,讓他去嘗嘗消解道統的滋味。如果說此時即將卸任的的孫文,其思想當中對於英美體制的推崇占了上風,意識到了君主道統的存在和自己所謂五權分立的必要,那麼3 個月之前躊躇滿志的孫大總統,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就是先知先覺,就是絕對不需要"複設防制之法度"的呢?
  從這個意義上看,袁世凱接替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實在是一件好事。至少讓宋教仁的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的主張獲得了一個實踐的機會,至少使民初的憲政建設和政黨政治達到了一個高峰。而這一切是決不會發生在孫文的總統制下的。宋教仁若是膽敢逆孫而動的話,第一個要殺他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孫文。
  所以上面筆者認為,袁世凱上臺後的府院之爭,實際上是道統與政體之爭。儘管臨時約法把責任內閣制綁在了袁世凱身上,但當時的民眾普遍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也是孫文當初堅持總統制的原因),希望總統事實上是一個"天子的繼承人"。所以袁唐之間矛盾升級,唐紹儀的第一界內閣垮臺時,國內輿論普遍支持袁世凱,連同盟會對唐紹儀都沒有給予應有的支援。
  袁世凱最後暗殺宋教仁之舉,要換了孫文,只會是殺得更早、殺得更為堅定。無論是袁世凱還是孫文,抑或是當時大多數的民眾,骨子堶悸"道統"都是如出一轍的,相信武力、相信乾綱獨斷,相信意見紛紜是禍亂之本。
  袁世凱在1912年就對新聞輿論和政黨林立表示不滿,認為其"懷挾陰私、蜚短流長",會使共和時代遭遇災禍。而孫文在1912年讓位時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張,企圖牽制袁世凱,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其他一些議員強烈反對,認為這麼做無異於放棄滿、蒙。最後參議院投票表決的結果是奠都北京。這一結果讓孫文大為光火,表示極大憤概。後來在黃興的努力下,迫使參議會再次投票,改變原議而決定定都南京。這個例子是對余英時先生"君權還在不在"問題的最好回答。
  在辛亥年,通過革命贏得了一個機會,即把一個名義上的"皇帝"拉入憲政體制。君主制的被廢等於斷送了這個機會。接下來中國一百年來的努力,就是企圖把一個接一個事實上的"皇帝"拉入憲政體制。但這個努力直至今天還看不到結局。宋教仁的被刺原本可以成為這一努力的又一個起點,當時政府與刺宋案有關的證據被自由的新聞媒體曝光,相對獨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審此案的法官居然堅持公開傳喚國務院總理到庭作證。
  以前一直站在孫文一邊的黃興主張在現有框架中尋求法律解決,和孫文發生分裂。結果由於孫文的激進革命主張,貿然發動二次革命,在國內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後的結果幾乎使革命黨的力量毀於一旦。袁世凱的聲望則達到頂點。孫文再次感受到乾綱獨斷的重要性,要反對袁世凱的獨裁,自己首先就必須獨裁。於是以二次革命為界,放棄憲政框架在海外重新組織秘密會黨中華革命党的孫文,開始完全倒向作為本土資源的君王"道統"。
  在還沒有完成"馬克思"的中國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個共和制的外殼外,最大的後果就是在孫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現代轉型。
  三、聯省自治與中央集權
  有論者認為,清朝設立省制,中葉之後,各省督撫權力日益擴張,尤其在同治中興的過程中,地方大權慢慢移至漢人之手。這是大一統的皇權思想被削弱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導致辛亥之後帝制被廢的一個歷史的"路徑依賴"。
  憲政體制的根本之處在於對權力的程式性的限制,而這種限制一定是來自於自下而上的權力淵源。即所謂"共和"是建立在個人對國家、地方對中央的層層授權和讓渡之上。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乃是憲政體制的題中之義。因此真正與"憲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資源並非作為"政體"的君主制,而是作為"道統"的春秋大一統,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體制及其意識形態。
  以孫文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沒有人有能力認識到這一點。能夠超越"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這樣的政體之別來看問題的只有一個章太炎。他在民國之初就公開宣稱:"民主立憲、君主立憲,此為政體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惡之別。專制非無良規,民主非無秕政。"
  但對於導致美惡之間的專制主義道統,章先生也是缺乏認識的。孫文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一段時間,曾真心誠意的推崇袁氏,主張同盟會為袁世凱的強勢政府讓路。他和黃興都宣佈退出政治舞臺,轉而經營實業。並對宋教仁的政黨活動多有批評。
  這一思想與孫文當年堅持總統制的初衷是如出一轍的。即信奉領袖人物的乾綱獨斷。這種根深蒂固的道統思想從組織秘密會社開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寧主義式的獨裁黨治(1923年國民黨黨章取消了領袖的選舉制,直接任命孫文為党的領袖,並規定其享有對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任何決議的否決權,孫文再也不必擔心他的建議像當年定都南京的提議那樣被代議機構否決了),可以說越演越烈。
  事實上,通過此起彼伏的革命運動,革命領袖的"天子繼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強化了。最終對於國家最高權力的制約,反而遠遠落在清室1906年立憲詔書的水準之下。
  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國體問題解決了之後,接著便是中央與地方間的政制問題。無論孫文還是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們當時所領導的事實上都是一個聯邦制的共和國。在清末袁世凱主政的7 年間,作為開明的立憲派人士,袁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在各省設諮議局,進一步將清末以來地方自治、皇權衰微的局面引向立憲制的方向。這是辛亥革命一聲炮響能夠得到全國回應的重要原因。
  各省立憲派和革命派舉重若輕,一夜之間宣佈獨立可謂水到渠成。立憲政府建立之後,各省事實上的獨立狀態依然在相當程度上保持。這時候最重要的分歧開始出現。
  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往復,都發生在在春秋大一統的道統之下。在這種道統之下,地方勢力被稱為"割據"。最終將會出現一個勝利者一統天下,恢復中央集權的皇權政制。而辛亥年間所面臨的一個可能性,就是歷史路徑所形成的可能持續較長時期的地方自治局面,如果能夠在民主共和的現代政體的合法性當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比如聯邦體制和20年代的聯省自治運動),就可能有助於打破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道統。在兩千年帝制的灰飛煙滅之後,再一次推動兩千年中央集權道統的灰飛煙滅。做到了這一點,方可說終於不再行"兩千年之秦制"。
  在這一方面,袁世凱和孫文也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袁成為"天子的繼承人"後,先和內閣之間發生衝突。中國的政治傳統沒有在一個獨尊的領袖之下的分權理論,所以袁世凱最終取得勝利,解散內閣、甚至以後解散國會,並在天壇憲法草案中改內閣制為總統制,這些舉動事實上在當時都得到了輿論和民眾的支持默許。
  接下來袁世凱一改當年推進地方自治的態度,開始循著中央集權的傳統思路對獨立的地方進行改制。另一方面,孫文二次革命後,在南方與陳炯明之間的衝突,其實質也是孫文的中央集權思想和武力統一全國的主張,和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反對武力統一的英美式思想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儘管孫文擁有美國護照,長期居留海外,早年受英美道路影響較大。然而事實上,孫文思想當中作為本土資源的"兩千年之秦制"的道統深入骨髓,其對英美民主憲政的理解遠遠不及宋教仁、章太炎乃至陳炯明等人。如本文前言所述,在秘密會社的革命運動中,那種專制主義和乾綱獨斷的組織手段成為革命運動中不可或缺的資源。
  專制手段與民主目的之間的那條鴻溝,在革命屢受挫折之後,孫文實際上已經慢慢意識到了。這是他改弦更張,從英美式的革命藍圖走向蘇俄式獨裁黨治,實行先知先覺者對大眾無期限"訓政"的重要原因。從孫文、袁世凱到以後袞袞諸公,如毛澤東所說,都是在"秦始皇"的底子上往上面加其他的西化資源。
  辛亥之後一百年間,超越了"秦始皇"道統的政治家,一是堅持政黨政治和內閣制的宋教仁,二是堅持省內民主改革和聯省自治道路的陳炯明。除此之外,幾乎再無他人。
  1912年參議院通過省官制案,仿照普魯士的做法,在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局之間進行妥協,將地方政權分為自治機關和官制機關。議會自治,省長則由中央兼任。這一做法一則照顧到各省事實上的獨立狀態,二則也是袁世凱一貫推崇的德國思想的體現。但即便如此還是遭到各省督軍的通電反對。
  以後再提出"虛三級制",即虛省一級,變為事實上的二級政府。熊希齡內閣則正式提出廢省計畫,認為明清政治所以不如從前的原因就在於省一級坐大,所以主張回到漢宋之制,實行二級政府。熊的目的是想以此削弱地方軍閥,將地方勢力納入憲政體制來。覺得地方割據有礙於政治統一,這是典型的春秋大一統的思維方式。原意是削弱地方,卻在為中央集權的再次興起張目。
  1913年,袁世凱下令各省軍民分治,但沒有效果。二次革命後袁的聲望實力達到巔峰,覺得時機成熟,於1914年6 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督軍。以後慢慢演變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長。這一中央集權的勝利完全建立在袁世凱本人一時的威權之上。所以1916年袁世凱去世,各省即刻恢復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此到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中國處於所謂"軍閥混戰"時期。
  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是我們在大一統思想下對於1916-1928年歷史的一種簡化。事實上,一百年來君權嬴弱下的地方自治局面在此時終於達到高峰。袁世凱的死則帶來了一個難得的既無皇帝、亦無僭主的威權人物的"真空"時期。
  如果地方勢力能夠支撐足夠長的時間,如果憲政實踐能夠為地方自治提供新的合法性的依據,如果真正對君權道統起到衝擊的新文化啟蒙運動能夠提前;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一切能夠發生在新的"天子的繼承人"出現之前。那麼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道統就完全可能在事實上的強有力的地方自治之下得以瓦解。"兩千年之秦政"亦將失去最重要的根基。
  另一方面,地方的分治也勢必在橫向的維度發生作用,削弱中央的政教合一。儘管這一切有著我們太多的假設,但歷史的確在此時此地敞開了可能性,以軍閥混戰的代價給予了中國再一次消除中央集權思想的機會。
  各地的軍閥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山西的閻錫山和廣東的陳炯明,另外還有馮玉祥。閻錫山以"模範長官"聞名於世。他在山西推行社會改革,包括廢除纏足,有限度的改進婦女教育,改善公共衛生和教育。袁世凱在1914年曾頒佈《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試驗制度。閻錫山秉承其志,於1917年推行"山西村制",利用鄉紳通過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鄉村復興。成效斐然,得到梁漱溟的好評。
  就在孫文在南方窮兵黷武、夢想以武力統一全國的十年間,北方各省一度出現進步的趨勢,各項民生事業持續發展,除了少數軍閥,大多數地方主事者對內都較為開明,積極興辦各項事業。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老粗比如山東的韓複榘亦是如此。迄今為止,中國內地許多縣分上的教育和公共設施,還都是那個時期留下的成績。
  陳炯明受西化教育影響甚大,早年活躍於廣東諮議局。他主政期間,設立新學校,為留學生提供資助,沿著更加民主的道路改革廣州政府,促成了地方民權法案的出臺和反對軍人干涉民政的條款。20年代,他是聯省自治運動最有力的推動者。
  與此同時,孫文對這些雞毛蒜皮的點滴進步似乎毫無興趣,與反對武力統一的陳將軍發生極大衝突,直至雙方破裂。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所謂軍閥時期,幾乎所有的地方軍閥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對於文官傳統的尊敬和對北京政府的承認。這一點有些像春秋早期諸侯國對於周室名義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憲政實踐也一直在持續進行。沒有一個軍閥另立中央,搞分裂。
  孫文在廣東就任總統宣佈不承認北京政府之前,中國一直保持著政體的統一。所以1928年國民黨完成統一之說是大可商榷的。一則是國民黨分裂國家在先,從二次革命開以武力解決黨爭的惡例以來,始終堅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實上放棄憲政共和轉而尋求獨裁政治。二則這種看法取決於對於"統一"與"割據"的認識。
  在中央集權的思路下看,軍閥割據即是分裂。但事實上全國的立憲政府框架依然存在,全國在名義上維持著政體的統一(卻不再有道統和威權的統一),軍閥割據不過是走了樣的地方自治。這種局面最終在大一統的集權思想下被武力消滅,而不是在聯邦制的現代合法性依據下演變為"秦制"之外的新的選擇。等於白白的割據了一回。歷史的起承轉合,實在令人氣餒。
  四、政黨政治與党治國家
  在革命勝利,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作為革命領導者的秘密會黨同盟會應該何去何從?革命者的下一個身份又是什麼?孫文黃興等人對此全無理論、其做法幼稚之極。孫文的思想如前述,主張總統制,信奉獨尊的領袖人物。他一度對袁世凱充滿信心,甘願讓路。於是決心以在野身份從事實業建設,具體從事修築全國鐵路的工作。
  孫文此時對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主要出自於夢想國家昌盛的民族主義目標。並非意識到經濟和民間社會的獨立之於民主政治的關聯。至於另一個想法,則是主動從事一個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政治舞臺讓與袁項城一個人去表演。這一點往往在道義上為後人稱道。但孫文的此項選擇,如上述分析,重要的並非與個人道德有關,而是與其骨子媢鴾ㄗ制衡的強權的崇尚相一致的。
  作為最重要的一支現實政治力量的領導人,不在憲政框架設立之後去推動和穩固其發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要的批評與監督的力量,不去從事政黨政治的建設,反而捨本逐末,去搞鐵路建設。這是孫文在辛亥之後巨大的失誤。也反映出他留美多年,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卻實在過於膚淺。
  以革命黨人半壁江山的實力,倘若同盟會在孫文的領導下成為第一大反對黨,積極推進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致力於消解君權道統。那麼民初的議會政治和憲政實踐的高峰將不會隨著宋教仁的遇刺而終止。孫文有這樣的實力,卻自願放棄了將袁世凱拉入憲政體制的努力。
  不僅如此,反而還對宋教仁的此種努力多加批評,認為他沒有將思想認識統一到袁核心的想法上來。這種自願放棄的原因,正在於孫文本人專制主義"君統"思想的根深蒂固。無端的讚美其高風亮節,不過是一種對歷史倫理化的誤讀。
  但另一方面,對同盟會在國家政治中的作用與地位,孫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卻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會應從秘密狀態轉為公開狀態,成為公開的謀求組閣的政黨,在憲法的框架內從事議會競選活動。事實上,從同盟會到國民黨的整個改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實就是要把同盟會從"革命黨"變成一個"執政黨",體現了他對於憲政框架的尊重。
  而孫文的態度卻堅決反對改組,他似乎希望同盟會依然在他手中成為一個隨時可以東山再起的革命團體。換句話說,他希望同盟會超越於憲政體制之上。孫文對袁世凱也不是全無戒心的,但區別在於宋教仁的解決方法是通過政黨政治的競爭去防止袁世凱的蛻變,而孫文的方法則是在手中保留著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凱有道時選擇退出政治舞臺,在袁世凱無道時則隨時準備拔槍。
  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後,孫文便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完全拋開憲政框架,再次訴諸無止境的暴力革命,從此以"革命"的獨裁去對付"反革命"的獨裁。
  如果說繼續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凱背叛了憲政。那麼二次革命後,我們看到孫文致力於建立的恰恰是一個非憲政的、一黨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地方政權,將政黨慢慢駕馭在國家代議機構之上,形成現代党治國家之雛形。當北方的總統多少受制於憲政框架,不斷發生府院之爭的時候,孫文在南方已經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制度約束的獨裁軍政府,成為君權道統下的新的繼承人。
  南北雙方究竟哪一個政府更加民主?更加具有現代政治的合法性?距離專制的君權道統更遠?自由主義政體的失敗和現代獨裁政體的興起標誌著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失敗,也許這是辛亥之後必然的結局。而歷史的最終走向,如同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寫下的,"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國的政府便一直受著這個或那個列寧主義式的政黨監督(黨治與訓政--筆者按)"。
  對於同盟會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姿態更加激進。辛亥之後章就大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此主張與宋教仁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道路雖然有異,但對於革命黨的繼續存在將給憲政體制帶來潛在危害的警惕和擔心,則是一致的。
  黨內元老給孫文致函,要求其"為民國前途計",正式宣佈解散同盟會。在說明其理由時,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同盟會當時對民國軍隊事實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於憲政之上的徵兆。也是上述孫文手中保留的一張可以隨時揭竿而起的王牌。"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其實質就是軍隊國家化的方向。一支脫離於政黨勢力之外的軍隊,是政黨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這一點其實也是宋教仁改組國民黨開展議會政治的題中之義。意即放棄對軍隊和秘密會社手段的控制,轉而在憲政框架內展開合法的角逐。章太炎在其主張不被接受後,轉而組建統一黨,公開聲稱與同盟會對立。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同盟會"氣焰猶勝、暴行孔多",而自己組黨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黨專制之勢"。
  民國初期,一時間政黨林立,蔚為大觀。章士釗提出"毀黨造黨論",主張解散所有政黨,然後重新組成兩個党,實行英美式的兩黨政治。事實上"兩黨論"在民初得到了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這種局面既非袁世凱所願,同時也與孫文的設想並不符合,反而被孫文痛心疾首的視之為革命隊伍的"分裂"。
  在民初的政黨政治中,孫文的位置實際上已經邊緣化。他註定是一個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興起只有一個機會,就是憲政體制的失敗和暴力革命的繼續。
  如何將一個革命黨融入革命成功之後的憲政體制?使其在憲政的框架內繼續發揮作用,而不是成為一柄高懸於憲政體制之外的達摩利克斯之劍,和專制道統的現代載體?可惜孫文在這個問題上繼續迷失,從不問政治的極端走向推崇党治國家的極端。從此國民黨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就只能等到80多年後國民黨失去執政地位,才可能得到歷史的又一個機會。
  君主立憲、聯省自治、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激情勢不可擋,在辛亥年間歷史向中國敞開的岔口上,也許其實有機會一一成為現實?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那種似乎勢不可當的暴力革命主張又是如何從歷史的路徑中生長出來,使得一切妥協和漸進的選擇都被革命領袖所藐視?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態來自於中國本土的造反者傳統,還是來自於西方的某種思想資源?但這已是本文無力探討的了。
  當完美主義者的建構理性一百年來被證明總是破壞大於建設,在歷史的所謂"路徑依賴"面前,不免令人氣短。中國社會自辛亥以來的"範式"轉換,佈局似乎不錯,中盤卻一塌糊塗,"兩千年之秦政",經過了無數次革命,經過幾千萬同胞的屍骨,也不過得到一個"秦始皇加馬克思"的局面。現在能做的,已經年無非是開始收官,經過精心計算,也許可以爭取贏他個一目半目。接受現實,力求改良,告別革命,反對激進,是辛亥年的張惶留給後人的教訓。心有不甘者欲想推倒重來,那都是想也不應該去想的。
  悲哉快哉,以為辛亥革命90周年之紀念。   

王怡 2001-10-04 於包家巷   

主要參考書目:
朱育和等 《辛亥革命史》人民版2001年
薛君度 《黃興與中國革命》 湖南人民版1982年
費正清 《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社科1994年
費正清 《中國:傳統與變革》蘇人版1995年
《梁啟超與護國戰爭》
余英時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蘇人版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