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孫同時代的人如何評價他
謝纘泰（1872－－1937，一說死於1938）是出生於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參加了興中會。在其名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他記下自己觀察孫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會見孫文後寫道：「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為建立『個人』的聲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險。他認為自己沒有幹不了的。孫『大炮』名符其實！」6月23日又寫道：「孫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聽從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記有如下的記載：
「慶午（即黃興）忽言，欲退會（指同盟會），斷絕關係，其原因則以□□□以己意制一新國旗，而慶午以為不善，請其改之，逸仙固執不改 ，並出不遜之言，故慶午怒而退會。實則此猶小問題。蓋□□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又思□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餘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事亦聽之。」當時宋教仁是同盟會司法部檢事長和《民報》編輯。
譚人鳳（1860－1920）是老同盟會員和重要骨幹，多次參加起義，出生入死。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到日本，為總結歷史經驗，他寫下這麼一段評語：「中山本中國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負雖大而局量實小，立志雖堅而手段實劣。觀其謀舉事也，始終限於廣州一隅，而未嘗終籌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復以前，視為心腹者，僅胡漢民、汪精衛、黃克強三人，既失敗而後，藉為手足者，又僅陳英士、居覺生、田梓琴、廖仲愷輩，而不能廣攬人才；其辦黨也，又以個人為單位，始則放棄東京本部，專注重南部同盟，繼者拒舊日同人，邀新進別開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測華僑心理，知必發難後始能籌款，遂不計成敗，嗾人輕舉妄動，敗後無力維持，則尤其失人心之處也，以故前後舉發十數次，靡費及數百萬金，無一成功之效果，卒至進退失據，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是堅定的革命家，光復會和同盟會的重要骨幹。1909年，同盟會中包括他在內的一批人不值孫文的所作所為，要求罷免他的總理職務。他們起草了一篇言辭激烈的傳單，體現著中部同盟會一批成員的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實際，聽一聽不無好處。同時 ，撇開一些頗難弄清的具體事實，有一些意見深刻剖析了20世紀中國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頑症 ，不失為不應忽視的警世箴言。例如，他們說：「所謂孫文也者，在兩廣內地，固無一毫勢力，即在於南洋各埠，亦僅得新加坡一隅，設一團體，彼時會員亦不過三十餘人。弟等一片公心，盡力為之揄揚，承認其為大統領，凡內地革命之事業，均以歸之彼一人，以為收拾人心之具。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既得勢，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為眾人獨愚而彼獨智，眾人盡拙而彼獨巧，謊騙營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禍，遂遍於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們指出：「凡反對彼一人者，盡誣之為反對黨，或曰保皇黨，或曰偵探，意欲激怒極熱心而不洞悉內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傾軋，以快其初願。」章太炎是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他與孫文既有過並肩奮戰的歲月，也有過激烈爭辯乃至分道揚鑣的日子。孫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為世鈴鐸。餘豈好郵，好是諤諤。」既承認孫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話直說的諍友。孫文生前，他筆下已一再出現如下的字眼：「中山計畫短淺，往往自敗」，「中山天性褊狹」，「中山為人鹵莽輕聽」，「中山名為首領，專忌人才，此僕輩所以事事與之相左也。」
袁世凱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時曾問孫中山在這場革命中起了什麼作用，「人們告訴他，孫中山在起義中沒有起任何作用，起義純粹是軍事行動。與蔡廷干會見的革命者以幾分輕蔑談到他不過是一個革命的吹鼓手，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行動，為了保住性命總是躲到一邊。」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對莫裡循說的。黎元洪對英國《大陸報》記者談及孫中山時也是用藐視的口吻。黎認為孫中山是個「空想家」。莫裡循記錄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話：「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塗?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正是黃興極力維護孫中山的領袖地位，處處為他設想，孫才順利地當選為臨時大總統。胡漢民說，章太炎曾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遁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所謂黃興
「奪首領之地位」這一說法其實是沒有依據的，在孫中山回國之前黃興拒絕任何職務、等待孫的回來是事實。
民初的名記者黃遠庸（1884-1915）對政壇人物觀察入微，他對孫文的評價是「大言無實」四個字。
後註:黃遠庸
（1884-1915） 新聞記者。江西九江人，名為基，筆名遠生，末代進士。民國初年，黃遠生先後任北京《東方時報》、《亞細亞報》、上海《時報》、《申報》記者，並創辦《少年中國》週刊，被中國新聞史學界稱為報界奇才、新聞通訊文體創始人，甚至有人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黃遠庸在美國三藩市被刺死。著作編有《遠生遺著》。
黃遠生遺照
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中高中進士。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後來投身報界。他在美國三藩市被暗殺，暗殺黃遠庸的槍手1980年代在臺灣臨死前道出真相，刺殺竟是中華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揮，命令則出自中華革命黨党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孫中山為何要暗殺區區一記者？原來，黃遠庸的報導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冷嘲熱諷，加上黃遠庸文筆了得，影響廣泛，孫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後快。
歷史的記敍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一位開山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採訪和寫作著名於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