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張弛 庭階苔綠 陰陽道術 山海流虹

陶傑
陶傑

2006 年 5 月 14 日

兩周前在這裡講姬達和麥理浩的妙配,符合中國道家的陰陽哲理,一些朋友很感興趣,紛紛來詢,談論了一點管治的藝術。

姬達出身皇家空軍的武官,麥理浩是牛津大學畢業的文人,以文駕武,姬達主掌廉署,在警隊裡掃黑,手腕強硬,惹起兩千多名警員衝擊廉署行動組,麥理浩頒令大赦,從此香港的廉政上了軌道,文張武弛,這才叫和諧。

英國殖民地管治的這套道家功夫,日本人也一早學會了。日本人管治台灣,由第一任總督武將樺山資紀開始,就在台灣血腥屠殺,鎮壓台灣山地人的反日活動。樺山資紀之後,日本政府覺得鎮壓得差不多了,改用兒玉源太郎上任,準備以台灣為基地,修飭建設,以便南進太平洋。

兒玉源太郎當了台督,任用了一個生物學家後藤新平掌理民政,也就是相當於布政司。後藤招降抗日分子,聲稱讓他們在森林割據一地,衣耕自足,準備推行懷柔政策,締造「和諧」。豈知兒玉總督的部下全為武官,不聽後藤的建議,把歸降的抗日領袖林少貓、簡大獅等殺光,台灣人覺得上了日本人的當,反日之心更烈。

此時後藤新平以學者的識見,向總督提交「台灣統治救急­案」,運用他的生物學科知識,先整頓全島的清潔壎矷C­台灣多瘴厲瘟疫,後藤拓展壎舠虼|,清查土地和山林的業權,興辦鐵路、港口、污渠,並進一步把鹽、煙草、蔗­糖、樟腦等天然產業,交給日商和歸順日本的台商販賣,­並積極拉攏台灣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揚文會」,邀請文人「共襄時政」。

後藤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不但吸引了日本資金來台投資,還扶助了台灣辜顯榮和辜振甫一族等的本土企業家,把台灣由甲午戰爭後的一個部族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企業社會。

日本接收台灣之初,頭七任總督,任期很短,都用武官出任,但武官只知清剿反抗者,不懂產業建設。兒玉當總督的時候,甚至採用了商鞅和秦始皇的保甲法,撒下嚴密的監察網,以十戶人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著令人民互相監視和告密反日活動,並抽集壯丁,調任日軍。後藤新平卻把保甲制用於調動人口建設橋樑、維修道路。同一套保甲制,在武官的手上,成為反制民間抗日力量,製造白色恐怖的武器,由文官來使用,則調動人力建立投資環境,反而事半功倍。

同一套制度,視乎如何使用,以及如何運用。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這一對文武搭檔,即類同麥理浩和姬達,一個唱黑臉,必須有另一個唱白臉。保甲法的制度,就像英治殖民地時代締造的審計署和廉政公署,用在智者的手中,確立公正的遊戲規則,可以建設清明的社會;用在後來的人手中,則審計署或廉署,則可以變為打擊政敵的「東西廠」,公信力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管治出事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為甚麼在一九九七年之後,這些機構的威信一一消退?除了所謂「港人治港」,能力不逮,行政管理的心術,過於急功近利,尤其是兩年任期,一切要向「阿爺」付力交心,大制度的性質出現「禮崩」,小制度隨之而「樂壞」,大勢所趨,自屬必然。

無論是麥理浩和姬達,還是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管治殖民地,權傾一方,深得宗主國信任,無論日皇還是英國首相,都撒手放權不管。用人勿疑,則總督私心不二,為帝國的利益盡忠,文武兩把刷子,相互配合,並無勾心鬥角。武將和文官,看法橫嶺側峰,當然都不一樣,如果一樣就不會相互制衡了,但最重要是彼此相互信任。管治殖民地,日本師法英國,甚得英國讚賞。一九○二年,英日兩國締結同盟,共同防範日益強盛的帝俄,並在東京舉辦兩國貨物貿易的博覽會,英國當年推崇日本:「日本不僅具有殖民能力,而且擁有特殊知識,能適應各種殖民形態,各國應派員到台灣視察,並學習日本將野蠻島嶼開發成功的實例。」

本欄無意為英日殖民主義塗脂抹粉,惟因中國政府內心也相當懷念英治香港時、尤其是麥理浩時代的繁榮和安定。出於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又慣於把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管治一棒打為罪惡,日本管治台灣的五十年史,中國人社會沒有甚麼人感興趣,只知空談中華文化如何輝煌,而未知道家的陰陽之道,雖然為中國始創,卻在英日的殖民管治藝術之中大放異彩,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此之謂也。

隨手拈來一例:主管教育的兩名高官,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與常秘羅范椒芬,俱為性格剛烈不肯認輸的強人,如何能有效推銷「教育改革」?「教改」多年,演變為李羅一方,與立法會和教師界的罵戰,此即董建華用人之不諳道家陰陽之術,麥理浩和姬達、兒玉與後藤,成功的先例擺在那裡,就是不肯學,這只是管治術其中一環而已,中國和董建華大概以為統理香港很容易,只須「祖國支持」、推動中港一體化、扼殺民主訴求便可,結果搞成今日的「社會深層矛盾」,無法解決,今日之高官,仍多喜流連馬場,拉頭馬、品紅酒,成為精神貴族,如此「港人治港」,亦堪喜賀。

姬達與麥理浩相繼逝世,象徵香港品牌之一去不復返,讀史觀世,落日盈窗,至此大可呷一口清茶,作壁上觀,樂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