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2013年6月28日

余英時

香港被中國併吞已16年了，《基本法》所承諾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至今未能落實。早在2007年，民調顯示支持普選的香港人已超過六成，但中共對於普選時間表一直在採取拖延策略，以致到目前為止，香港人仍然不知道：他們要爭取的2017年普選究竟有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親中分子和親中傳媒還不斷放出話題：不與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人決不應成為特首。他們已在試提種種方案，怎樣在選舉機制方面進行嚴密的操縱，保證只有完全可靠的親中分子才能成為特首候選者。換句話說，中共對付香港特首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

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最近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為了爭取公平、自由的普選在2017年的實現，香港大學戴耀廷先生首先在今年1月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號召，然後又在3月和陳健民、朱耀明兩先生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這一號召是很有力的，聞風而起者已進入佔領中環的組織與裝備階段了。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對於這一運動，則採取絕對敵視、仇視的態度。最近兩三個星期以來，中共政權、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和親中人士採取了一系列的攻擊，向佔中運動施壓：

1. 有人說它將危害香港治安，有人預言它必然破壞金融市場(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最後將香港福祉推向懸崖；及

2. 甚至還有人將它抹黑為「外國勢力與反對派搶奪香港政權」。

總之，恐嚇、利誘、誣陷……等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從這些驚慌失措的表現來看，佔中運動確實打中了他們的政治軟肋，也是可以斷言的。

其實，佔中不過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時此地的一種具體表現。公民抗命才是這一大運動的靈魂，而且密切聯繫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將極其簡略地談談公民抗命的涵義。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現代政治思想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作為一種指導原則，它曾在許多現代國家和社會中推動過歷史的進程。公民抗命這個詞是美國著名詩人梭羅（H. D. Thoreau）在1849年鑄造的，用作一篇論文的題目，從此流傳天下。他當時因反對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以及擴大奴隸制度而拒絕納稅，甘願入獄，以表示對政府的反抗。這顯然只是一次個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徵意義卻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公民，無論作為個人或是集體，面對國家或社會嚴重不公平、非正義的情況，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辦法改變現狀，則可以對政府進行公開的、和平的抗爭。雖然其中包括違法（如拒絕納稅）的方式，但抗爭者已有接受法律懲罰的心理準備。

梭羅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它指示了一條不動用暴力而可以使社會不斷改善的道路。最顯著的例子是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公民人權」運動。他奉「非暴力」為一種宗教原則，堅持黑人必須以和平方式爭取平等的人權。在運動的技術方面，他盡量吸收了甘地「消極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響，主張抗爭而不為仇恨的情感所吞沒。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對全人類一視同仁的關愛，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須立即補充一句：甘地的「消極抗拒」運動則是受梭羅公民抗命一文的啟發而發展出來的。

事實上，今天我們放眼世界，公民抗爭幾乎到處可見，已成為改變歷史的一股主要動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和最近幾年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歸入公民抗命的一類，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當前在土耳其和巴西發生的非暴力抗議活動也無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體現。

公民抗命在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運動便是其中最輝煌的一個。但中國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體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學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所指出的，學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對東漢、宋代太學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稱之為「三代遺風」。這當然是由於他自己在少年時期也曾參加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中國最偉大的一場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也同樣是由青年學生領導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殺告終。這恰好印證了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

上面一點歷史回顧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這次在香港倡導公民抗命的學人，如戴、陳、朱三位先生對於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準確，所以他們才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響亮口號。但是，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已開始對公民抗命的觀念進行抹黑了，甚至說和平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這種說法或是出於惡意歪曲，或是由於完全無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寫此短文，是為了讓香港讀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

3. 爭取特首普選，關繫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遊行時踴躍參加，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余英時
二○一三．六．二十八於普林斯頓
(註：作者余英時是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曾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佔領中環」是否合乎道德？

雷鼎鳴 2013年4月9日

雷鼎鳴

【晴報專訊】「佔領中環」最可被詬病之處是籌劃者用損害無辜者利益的手段去達到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目的。中學時有位同學們無不尊敬，學問極深的老師鮑善能神父，記得他有次在黑板上寫上：「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不是替手段辯解的理由）。此句擲地有聲，我不敢或忘。歷史上及當今世界上，有哪一幫政客不把自己的理念說成如何崇高，但我們要判斷時，只能用其行事手段是否合乎道德作根據，否則，若是活在希特拉不擇手段的年代也會受他騙了。

真正的公民抗命

「佔領中環」的籌劃者說要用這枚「核彈」迫使中央就範，但又說要用愛用和平搞這運動，這是很使人啼笑皆非的說法。我在周三本欄中已粗略而保守地估計過，這運動若成功癱瘓中環，每一天替香港造成的財富損失起碼16億元。我們若看到有人載歌載舞，笑臉迎人說要用愛與和平去感化別人，接着便燒掉我們的房子，摧毀我們的財富，尚要我們支持他們，這不是荒誕劇才會出現的情節嗎？

有說這是公民抗命，合乎道德。沒錯，若有人為了崇高目的，反對惡法，的確在道德上並無虧損。但真正的公民抗命絕不會把無辜者的利益拿來作賭注。甘地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他用的方法是和平的絕食抗議，並無破壞別人的財產。若香港有人仿效，發動萬人在並不阻街的某某公園，或深山中絕食爭取普選，那麼，他們必會得到很多港人的尊敬，這才是純粹的公民抗命，傳媒不會不報道。

搞革命算不算公民抗命？在港搞革命雖很難得到市民認同，但在道德上這可能比「佔領中環」更易站得住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明刀明槍的用暴力推翻你的政權，你所訂下的法制革命者一概認為是你維護統治的工具，不予承認。革命若是失敗，革命者早已預算了會殺身成仁。若是成功，多是因為人民認同其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所以支持。我們可以不認同在港搞革命，但我不會說它不道德。

無授權機制

有人認為「佔領中環」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所以應該支持。社會中當然有人相信這運動能帶來長遠利益，足以抵銷其打擊生產所帶來的影響。但我們不要忘記，很多人，特別是受害人，對此不會認同。他們就算認同普選，不等於認為「佔領中環」這手段能起到積極效果。要維持運動的道德高地，參與者有必要用真金白銀補償無辜受害者的損失，每位參與者每天要先付出16萬元的破壞補償費，否則一切都是自說自話。

若「佔領中環」有真正的民意授權，得到絕大部分港人不計損失的支持，那麼這運動也可能勉強說得過去，但現時報道中所見的多少「部曲」卻顯然沒有授權機制。

主事者說會參考耶魯的艾卡曼（Bruce Ackerman）等人提出過的「商討日」讓一批人參與詳細討論普選的訴求細節等等，然後再用電子投票的方法去取得民意授權。我不認識艾卡曼，但他的夫人Susan Rose-Ackerman卻是研究貪污的專家，是我同行朋友。艾卡曼的方案合理得多，他找人來「商討」，不是隨便找的，是要嚴格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邀請加入，在統計學意義上，這才有代表性。但「佔領中環」者所搞的，卻顯然沒有用隨機抽樣，來的很可能只是「自己友」不認同他們的，也不會參與電子投票。此種「授權」豈非自欺欺人？以後罵別人小圈子選舉時還能有甚麼傲氣？

爭取普選是好事，但用笨方法卻會起破壞作用。我交遊狹窄，朋友多是溫和中產及學界中人，大家談起此事，大都搖頭嘆息，有些更破口大罵。有些報道似乎要說此事得到溫和中產的支持，我只能大表懷疑。但香港是否無路可行？

本連線評論員齊建國提問:
1.中共言而無信，拒絕在香港舉行真普選，是否不道德？
2.你主張公民抗命者必須自殘甚至絕食而且不能妨礙政府的維穩工作，你有良心嗎？


「佔領中環」要賠償多少？

雷鼎鳴 2013年4月3日

【晴報專訊】近日，香港媒體中重要話題之一是明年「佔領中環」的計劃。若細看各報章及其他媒體的立場，當可發現主要是兩份報章，某些電台節目及網上一些言論在熱炒。據我觀察，學術界對此事仍頗為冷淡，將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不支持「佔領中環」

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中出現了大量用高等數學對民主制度深刻的研究。從這些結果中，我十分了解民主的局限性，但卻從來認為民主利大於弊。早在十年前，我已撰文主張2012年便應有特首普選。不過，無論目標是多麼的高尚，我們也要注意所用的手段是對是錯。我不認同「佔領中環」運動策劃人所倡議的方法，說得白一點，這是損人利己又無機會得到民意授權的方法，邏輯不通，我不會支持。

「佔領中環」運動的對手顯然是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但受害人是誰？主事人認為這運動是一枚核彈，不容對手不嚴肅考慮後果。我們先不爭論核彈一說是否誇大其詞，但這比喻的確不倫不類，使人聯想到荷里活的一些電影。在這些電影中，我們往往見到一些恐怖分子得到一枚核彈，要美國政府做這做那，否則會炸掉某一城市。面對這核威脅，美國政府當然不能不加理會，最後某某英雄人物破壞了恐怖分子的大計，人民得以保住性命。

這運動的受害人是中環人，也包括其他受影響的港人。他們損失多大，我們有必要算算帳。

運動絕無核彈威力

籌劃人最初的意圖是說要用一萬人「癱瘓」中環。我不明白中環這麼大，如何能用一萬人去「癱瘓」，起碼總也要一、二十萬吧？現在他們較為面對現實，說不會真的「癱瘓」，也會留些緊急通道等等，但為了分析其概念，我們大可先假設他們真的能成功封鎖了中環，連港鐵也要暫停，大家不能上班；況且我們也不能排除，有其他激進分子利用此事把影響面擴大。

香港的GDP每年約二萬億港元，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我們可保守地估計五分一的財富，亦即四千億元在此創造。假設一年有約250天工作日，那麼，中環每天創造的財富便起碼有16億元。如果中環真的能被「癱瘓」一天，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便要損失16億元，大家若平均分擔，不一定肉痛，但同樣地，中央政府更無切膚之痛，運動也絕無核彈的威力。所以「佔領中環」若要真正發揮力量，必要曠日持久才行。我們姑且假設它需要50天吧，這比起去年仿效「佔領華爾街」而佔領滙豐銀行樓下多月而無人理會，50天也許尚不足夠。

用別人財富作賭注

話說回來，冤有頭債有主，每天16億或50天800億的損失誰來補償？運動籌劃人表明是「博拉」，但港人與他們本來無怨無仇，不會太着意他們是否被捕坐牢，更實際的是要他們賠償損失。若一萬人參與運動一天，平均每人造成的損失便是16萬，更合理的處罰方法是每一天癱瘓要每人罰款16萬元或以上，50天便要800萬。若多些人參與，例如有10萬人，每人每天所交的罰款可相應減少至1.6萬元，大會自己主動先收取參與費再交給政府也可以，找支持者捐助也可行，但若用別人的財富作賭注，這是那門子的公義？

上述建議當然不會發生，主事者認為他們要和平示威，這是對的，但我們也反可過來解讀他們是要爭取同情，不打算提供任何對受害人的賠償。我不由想起被認為是魯迅遺言的一段話：「損着別人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們接近。」

本連線評論員齊建國提問:
1.你莫視科學精神，編造"如果中環被癱瘓一天，港人便要損失16億元"的謊言，你有良心嗎？
2.中共暴虐無道；你為人師表，卻為虎作倀；請問你對古諺"仗義每多屠狗輩 負心多是讀書人"的高見如何？
3.即使你以能夠充當中共文棍為榮，甘之如飴，但是你的簡歷見證你一生親政權，乃建制中人。你認為你有資格撰文反對「佔領中環」嗎？

雷鼎鳴
簡歷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系主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 (1984 - 1993年)
大連工學院工業科技管理全國培訓中心美方教學團成員 (1987)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1999年)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 (2006年)
美國經濟學會會員，中國經濟學會 (國外) 會員，北美州中國經濟學會會員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觀察》編輯委員
中國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2004-2005)
長江開發滬港促進會專家小組成員
香港特區政府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委員
香港特區政府就業專責小組成員
香港特區政府強制性公積金上訴委員會成員
香港電臺電視部顧問團成員
香港中華廠商會經濟小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