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政淳  2014年1月6日

香港的抗爭程度，近一兩年持續倒退，相比起社民連的全盛時期，有很明顯的頹勢。反抗行動愈來愈保守，示威場合中火爆的衝擊畫面幾近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象徵式的抗議，充其量不過是投擲示威物品、在諮詢會中高舉標語和喊口號，繼而被趕離場等。雖然值得支持，但客觀來說激烈程度已遠遠不能烘襯出港共政權的醜惡。

抗爭程度與維持穩定，是一體兩面的指標︰抗爭程度越是衰落，就越能帶出「維穩」之感。巿民現在從傳媒中接收的訊息，往往經過政治審查過濾。報道的角度偏向醜化示威者已是常態。抗爭目的已經難以帶出，倘若無法做成強烈的視覺效果，更難激起抑壓在 香港人內心的憤怨。結果辛苦地示威，卻白白被曲解，淪為白做。到底爭抗的倒退，是示威者愈來愈不濟，還是政府的打擊手段漸次強硬所致？當然兩邊皆有，但更深層的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兩個。

一、左膠、泛民「和理非非」式自甘墮落

不珍惜文化的地方其文化必然破落，破壞的破壞、拆毀的拆毀、遺忘的遺忘；同理，不鼓勵激烈抗爭的地方，其抗爭必然越來越龜縮。用大數來看，民眾多數是愚昧和無知的。當民主黨提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自縛綱領，包裝成所謂的「非暴力抗爭」，條件和代價都低，因此容易獲大眾採納，加上民主大報的配合，便成為主流的標準。此時一切激烈的行動卻立即被打成「暴力」，做出稍微有點出格的抗爭的人都成了「暴民」，人人對之口誅筆伐，左一句廢青、右一句搞事份者，破壞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罪名被強行冠在頭上，立法會內動議讉責，即使天水圍的土共和黑社會毆打請願人士，亦不見他們如此嚴厲對待。

這些就是「泛民」，他們手上有兩把尺，特別緊那一把是用來量度爭取民主的人；左膠同流合污，立即撲出來指摘這些武勇抗爭的人是「反革命」和違反「運動倫理」。結果這些輿論，便成了警察搜捕示威者的理據。可憐這些付出代價、犠牲自己去抗爭，到最後被警察拘捕，遭政治檢控的示威者，他們初衷和訴求，早就被泛民和左膠的誣衊淹沒，因此被人們忽略。加上香港人對政治的冷漠和愛理不理，令他們無法深入一點去察看時事，更遑論思考這些抗爭行動對打破政治僵局的深層意義。香港人亦自然無法了解現時社會的安定只是一種短暫而虛浮的假象、經濟發展在資本財閥的集體壟斷下也無法惠澤基層，甚至連所謂「中產」的夾心階層也開始遭剝皮拆肉。經濟發展再快再多，GDP增長了幾個巴仙，其實跟六合彩的巨額獎金一樣，與你無甚關係。但香港人的思考懶惰，卻直接回饋了「和理非非」這種主流價值，令扼殺抗爭風氣的論調座大，這就是普遍香港人集體自甘墮落的體現。

二、來不及補充抗爭者的消耗

從唯物一點的角度去看抗爭者，其實可以當成一種「戰略資源」，資源必會消耗，消耗了就需要補充去維持。要一個普通人成為一個身體力行的抗爭者，有內外兩種因素︰外在需要合適的環境和教育，前者即是惡劣的政治環境形成的革命土壤，後者是有人負責灌輸政治知識和抗爭意識；內在則需要有極強的心理驅力，用勇氣去克服恐懼，做好付出現實代價心理準備。香港是意識保守的社會，亦因為上述第一點的犬儒風氣使然，抗爭行動越激烈，巿民越抗拒。抗爭者需要承受的代價也因此大大提高。我們應體諒每位抗爭者都有底線，總不能奢求每個人都願意為抗爭至坐牢。當抗爭者已無法抵償抗爭帶來的巨大代價，如煩瑣的官司纏身和巨額訟費，甚至影響工作和日常生活時，也許不得不面對現實，無奈退下。因為未必每位抗爭者都能像梁國雄一樣，由街頭運動成功轉型投身政界，從政治圈中獲取更多的有形資源來支持自己的街頭行動。而另一方面，若鼓足勇氣的行動卻遭到民情的反噬，亦會消磨抗爭者的心力和意志，到了某一個程度，就心灰意冷退下火線。「和理非非」的風氣窒阻了勇武抗爭的發展。從事反抗行動而犠牲的人，不但得不到成果，更被大眾唾棄，其下場屬不堪者多，鮮有好下場，於是退下的退下，歸隱的歸隱。這些先例，令本來有志投身抗爭最後卻步的大有人在。培育一個新抗爭者的成本極大，所費需時，即使人豁了出去，也需要時間磨練技巧、累積經驗、提升膽量。根本來不及補充近年巨大的消耗，令抗爭群體出現了惡性循環，激進抗爭者減少，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持久力較強的人，抗爭代價亦因為人數少而提升，加速了抗爭者的消耗。結果在上述的各種因素產生作用下，抗爭行動便更趨保守。

要令香港的抗爭行動得到提升，根據上述的檢討，培育新的抗爭者是必須的，但成本高而且慢，效率亦不及保護現存的抗爭者高。所以即使現時抗爭者的手段和方向可能有待改善，大家也必須予以支持鼓勵，慢慢誘導，然後大力反撲所有提出「和理非非」的人物和團體。只要「和理非非」的墮落心態一天不死，香港便難有與世界看齊的激烈抗爭行動。沒有源源不絕的後進抗爭者補充，人數嚴重不足，示威最終只會淪為示弱；欠缺動武的身心準備，又沒有強大的武力的支援，盲目地和平只會遭到暴政恣意痛宰。不以血和淚去爭取，自由和民主鐵定與香港人無緣，這是歷史中比比皆是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