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 2014年10月28日
香港「雨傘運動」發展至今，身旁朋友雖然意見分歧，但除了雙方最堅定的群眾、也就是最理想化和最現實化的兩群朋友外，主流社會一般有兩個共識：對學生的熱情十分感動，對運動不知如何終結十分擔憂。筆者深信，這次學生運動顯示的無窮生機令人欣喜，但當我們參考國際「公民抗命」案例，卻不得不指出催生「雨傘運動」的源頭「佔領中環」，因為下述先天設計問題，只要目標不能達成，就是一個比其他案例更難有退場機制的運動；即使最終和平散去，下一波也會接踵而來；加上其對立面偏好「群眾鬥群眾」，連鎖效應斷不會短期內停止，可能會對香港社會文化帶來根本改變。一年前，筆者曾在《明報》撰文分析「佔中」的「公民抗命」手法，和組織者常比較的甘地、馬丁路德金等的有何差異，那不是為了虛無縹緲的學術論爭，也不是為了政治表述，而是純粹以已知框架沙盤推演「佔中」特定方式的可能後果，與及相關手法如何在普羅大眾當中、而不是理想主義者當中被理解。到了今天，運動到了膠著階段，我們把一年前那框架說得再透切點，並把「佔中」對立面放在同一框架內，或能讓各方更客觀地前瞻。
Satyagraha：為甚麼甘地堅持挑戰鹽稅，只能通過造私鹽？
「佔中」組織者筆者都認識，兩位教授都是良師益友，「公民抗命」的理念亦令人嚮往，作為渴求民主的人，筆者對他們的使命感深感尊敬。問題是，國際關係的源頭「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是講求規範（constraints）的學科，探討的不止是理念，還有如何規範不同管治模式、政府施政、公民社會、民間運動。在「公民抗命」模式當中，本有較能避免不可測性或失控的規範，然而「佔中」框架似乎不在此列。目前出現的種種情況，無論正面、負面的，都和倡導者年前的願景大相徑庭。
甘地的「公民抗命」理論以「Satyagraha」（中譯「真理堅固」）為指導思想，雖然終極目標是從英國手中爭取印度獨立，但一直明白在策略層面，必須先天設限，即使進行「公民抗命」，也不能挑戰所有法律。甘地的規範，就是針對他認為不公義的法律，進行針對這一條法律的直接挑戰：例如以製造私鹽來違反鹽稅法，以挑戰當時的鹽稅。他的「真理堅固」有三個原則：（1）盡力避免挑戰無關的法律，並要自願遵守其他所有法律；（2）即使其他法律可能帶來不便，也要容忍，以免給政府「破壞法治」的口實；（3）要有生命財產受損、親友被報復的準備，不向當局報仇。受甘地影響的馬丁路德金，通過挑戰保護種族隔離的法律，爭取改變種族隔離法律，基本上屬同一類型。但「佔中」要爭取的目標（民主制度），和選擇挑戰的法律（佔領中環馬路），兩者則沒有直接關係：這不是「佔中」原創，個別海外運動也有這類前科，不過其對手並非北京這類政權，不贅，因為在抗爭者眼中，只要理念「正義」，一切就是有「間接」關係的「正當性」行為，然後就應該義無反顧去做，這是理想主義的邏輯。問題是，兩者彷彿微不足道的差別，為甚麼會容易帶來截然不同的後果？我們可從三個角度分析之。
當挑戰的法律，和爭取改變的制度沒有correlation……
第一，當「佔中」挑戰的法律，和爭取的目標之間，兩者不構成線性關係，基本上，任何法律都可以通過「公民抗命爭民主」的口號被挑戰；就算加入「愛與和平」作規範，範圍還是很廣。那代表甚麼？須知「政治科學」從來都是「劃線」的學科，假如像甘地那樣，爭取廢除鹽稅、就是通過挑戰鹽稅來爭取，抗爭的範圍，就局限在這條單一法律之內；就是過程產生任何衝突，也屬可控範圍。這就是甘地為了維持控制而劃的「線」。有朋友戲言，遊行與爭民主也沒有因果關係，但「公民抗命」不同合法的純粹表達訴求，通過怎麼樣創意的形式都可以：當抗爭者要公然挑戰法律，就是要求參與者打破他們信服的規範（法律），於是目的和手法的因果關係（新規範能否被建構），會是社會大眾是否願意（長期）支持的重要考慮點。
「佔中」卻沒有劃下有真正規範作用的安全線，因為以「佔領馬路」來「爭取民主」這挑戰法律的選項（variable），本來就是略帶隨機性的，也可以是「佔領西環」、「佔領公園」、「違例泊車」，反正之間都沒有correlation。這樣一來，運動要麼無人理會，要麼就極難終結，因為參與者即使離開這一條馬路，無論怎樣挑戰其他法律，只要說是「公民抗命」，就可以說是「沒有」違背本來的劇本──此例一開，一般群眾還是會等待「領導」的，但自然也有激進派朋友問：那麼「佔領警署」、「佔領鐵路」、「佔領機場」，可不可以？又或「劫富濟貧」是否「愛與和平」？
假如「佔領機場」真的出現，「佔中」發起人自然明白那會引起怎樣的影響，但由於「佔中」和「民主」本身的correlation含混不清，就算他們勸激進群眾不要「佔機場」，也失去說服力，退場就難乎其難。由於「佔中」沒有理順這些問題，其理念不一定能令政府開竅，其形式卻肯定令群眾開了竅，恐怕日後不同規模的「佔領」，乃至其他形式的挑戰法律，將層出不窮，但只要手法不得宜，崇高的理念，也總有民情大反彈的危機。然則哪一條是紅線？運動提倡者，始終有責任分享。
犧牲B的權益爭取A的目標 -> 犧牲C的權益爭取B的目標……
第二，在甘地的框架，其「公民抗命」會影響的既得利益，基本上就是那條被挑戰的法例（食鹽專營法）涵蓋範圍內的人，無論社會多麼支持或反對，也是有一條線劃了出來的：因為甘地挑戰鹽稅而被影響的人，大多是支持鹽稅的既得利益者；而支持美國種族隔離巴士的人，也大多是馬丁路德金要挑戰的對象。換句話說，上述抗爭者（「A」）希望他們的理想，通過挑戰賦予既得利益者（「B」）利益的法例來達成，受影響的「B」，會局限在那法例的範圍內。
但「佔中」影響的群眾（「B」），例如司機、商戶、乃至上班族等，無論支持民主與否，基本上，都是沒有因果關係地被捲入。這也開了一個先例，就是通過犧牲「B」的權益，來爭取「A」的理想，但聯繫「A」和「B」的，卻沒有定律可言。
那又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佔中」解釋不了以上correlation，沒有單一法例的範圍束綁，利益受損的「B」集團，卻也可以反過來，聲稱「不滿人大方案太民主」或「不滿23條未立法」是他們的「理念」，通過違法其他法律、例如佔領另一條馬路來「公民抗命」，而不惜犧牲另一些人（「C」）的利益，甚或報復性的針對「A」的利益。再進一步，「佔中」給予「反佔中」人士動員機會，但「反佔中」人士卻不一定等於「反民主」，「反反佔中」也不一定等於「支持民主」，動員範圍就會「A」->「B」->「C」->「D」那樣無限擴張，繼而令整個社會捲進去。
當然，理想主義的朋友肯定會在理念層面予以譴責，強調「我們的理想是更崇高的價值」、對方爭取的「不是價值」，自己的理念才具有「正當性」，或以哲學層面解釋為對方不能算「抗命」，這些，我們絕對可以在草坪上的tutorial詳細討論。但到了法庭，「佔領馬路A爭民主」和「佔領馬路B反民主」，性質卻是一樣的。一方強調自己理想的崇高，另一方強調先照顧民生的神聖，這種對話，從來是無結果的，仇恨只會相互升溫，二元對立，就是這樣形成的。此所以甘地才希望以事前劃線的方式，儘量避免這對立出現。但先例一開，擅長「群眾鬥群眾」的政權，自然會好好利用這缺口。我們當然希望「激進建制派」自我制約，這是理想；但他們會不會，遺憾地，卻是我們不能控制的現實。
甘地如何規範衝突：理想背後，對執法者的計算
第三，甘地不斷強調非暴力、「愛與和平」，除了希望造成道德感召，也是現實主義的考量，希望在政治科學層面劃第三條線：以德報怨，不報復，乃至要求法庭重判。這是因為他知道抗命過程必然遇到政權鎮壓，鎮壓過程無論多文明，都肯定帶來仇恨，唯有局限在那條法例內的執法衝突，焦點才不會轉移到那些衝突本身；唯有通過突顯己方道德，才能突顯對方的不公義，以促使對方陣營受良心感召而投誠，達到最終瓦解敵我二元對立的目標。但一旦運動像「佔中」設定，延伸到爭取對象以外的法律，執法者和「抗命者」的衝突，就不再圍繞那條法律而進行，而容易變成純粹的警民衝突；運動對部分激進朋友而言，也變成以衝突來維繫基本momentum。
這樣一來，容易有三個後果：（1）運動原來的理想被局部混淆，單是支持理念的群眾，有些會覺得運動逐漸變質；（2）群眾產生了對執法人員的仇恨後，難免作出個別挑釁，哪怕暴力比例是多麼低，運動也容易失民心，因為輿論只會簡單的批評「混亂」；（3）把目標聚焦在執法者，只會反過來增強執法者的團隊意識、團結了對方陣營，敵我只會更分明，和甘地感召對方投誠、把對方引導過來的目標，恰恰背道而馳。而種種針對警方、支持警方的「運動」，就這樣產生了。
一種逃避，取代另一種逃避
「公民抗命」的理念十分崇高，也是很有力的武器，必須認真研究其出現的深層次背景，不應被簡單以「破壞法治」批評之，因為那只是一種逃避。但正因為其有力，足以改變社會文化規範，更需要十分完善的策略設計，也應事前沙盤推演對立面的反應，同樣不應以理念掩蓋操作問題，或自居公義而把一切其他意見都歸類為邪惡，因為那是另一種逃避。政治科學著重governance，不能空有理想，而活在烏托邦當中，必須結合種種現實，建構不同規範，才能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貢獻。
甘地、馬丁路德金等在理性主義的外衣之下，都有現實主義的頭腦，不斷為運動可能出現的種種不可測性防微杜漸，特別是儘量把打擊面局限，避免衝擊過多的社會規範和共識，那樣群眾才可放心支持。香港沒有完全民主，但過去數十年一直享有自由、人權、法治，其實是基於政府和群眾，在1967年暴動後逐漸建立、1970年代逐步落實的規範共識：政府放棄威權統治，不同立場的民眾雖然會針對單一法律或制度抗爭，但一般不以衝擊其他法律作政治運動，而大家都默許現狀持續下去，對「穩定」甚至產生宗教式的依戀，於是我們住在香港，都有安全的感覺。
「後一四共識」取代「後六七共識」？
一個地方是否穩定，不是任何單一「理論框架」能解釋的：現實主義者強調執法者的權威，理想主義者強調法律背後公義理念的神聖，建構主義者強調社會意識規範，三者缺一不可。但社會意識並非單由法律或執法者建構的，而是建基於社會文化，一方改變了（無論是政府還是群眾），而期望另一方單純的退讓、而不改變，明顯是不現實的。客觀上，由於種種設計問題、加上連串意外發展，「佔中」的劇本、另一方對「佔中」的回應，已共同解除了「後六七共識」：一方面，立場對立的群眾無論是抗爭者也好、「反抗爭者」也好，都被釋放了通過挑戰（任何一條）法律、而爭取其（自己表述的）理念的禁忌，縱然有「愛與和平」的規範，但雙方其他激進行動者挑戰法律的潛能，還是被相繼釋放。另一方面，本身已傾向以二元對立方式運作的這屆政府，則通過確立行政機關的團隊意識，釋放了「公務員、執法者沒有自身動機、不應成為持份者」的底線，並以之鞏固整個行政團隊的劃一，執法者的重要性尤其大增，威權政體的色彩越來越濃。建制強硬派更希望上述情況令北京根本改變對港政策，即所謂「根本性解決香港問題」；另一方強硬派，則開始提出「直接行動」，同樣以改變「一國兩制」為目的。
這些情況下，無論這波運動如何終結、如何善後，最終成功爭取了多、還是少，舊共識都已面臨瓦解。目前正是後續互動階段，運動如何演化，將直接影響「後一四共識」。但這個「新共識」究竟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橫空出世？內容又究竟是什麼？筆者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局外人，對香港政治沒有了解，思考模式難免偏頗，衷心希望，一切只是過慮。不過思前想後，還是難不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