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窮兵黷武外強中乾 民怨四起亡黨亡國勢所難免

練乙錚

練乙錚   2015年9月7日

上周中共政權借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在北京搞閱兵,場面盛大,便是只在小屏幕上看過的人也嘆為觀止。可惜筆者和絕大多數的香港人一樣,其實是「武盲」,別說從外觀看不出那些武器的真正威力,就是聽專家講解幾小時,大概也只是知道很厲害、很巴閉,卻無法確切了解到底有多厲害、相對其他國家有多巴閉。然而,就算超強又如何?回想蘇聯爺爺當年,軍事實力直逼美帝,太空科技一度超前,核導彈彈頭數量更長期穩佔首位;經濟方面,其GDP增長速度一直高於美國,1945年之後的GDP水平便是世界第二(1988年才給日本趕上)。但是,蘇聯卻始終無法把國家管理好;二戰之後,雖然強大得再沒有其他國家敢欺負她,最後卻自己解體滅亡。

其實,不盡相同卻又類似的歷史教訓,古已有之。秦滅六國,結果過不了二世,陳勝吳廣一造反,便馬上完蛋。賈誼(公元前200-168年)這樣總結:「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肴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侵略別人的國家者(例如中國自1997年至今竊據香港)到頭必敗,壓迫自己人民的政權(例如中共政權)最後必亡。這是一對甚為準確的歷史傾向,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不留意,就是軍事實力再強,也難以擺脫宿命。

此外,歷史還提供了若干國家的事例,指出第三個傾向,可惜現在更少香港人察覺,那就是:被侵略者一旦翻身,容易變成侵略者;但角色反轉了,國家人民卻不一定更安全,甚或反而更危險。下面指出幾個事例說明。

蘇俄:1917年布黨革命之後、政權成立之初,蘇聯受英、美、法三帝國的直接軍事侵略,一度危殆;二戰時又給納粹德國攻打,幾乎頂不住。之後,蘇聯強大了,從被欺負變成欺負別人,公然侵佔匈牙利(1956)、捷克(1968);最後自己滅亡。

德國:於一次大戰之後被歐美同盟國壓迫欺凌,後來在希特拉領導之下翻身了,便反過來侵略其他國家;最後自己慘敗。

日本:最先被美國的炮艦打開國門強行通商,後來在明治天皇時期開始強大,翻身之後侵略周邊國家;最後自己也慘敗了。

這三段歷史的同一個教訓是:被侵略者有反過來侵略他人的傾向,但到最後也一樣敗亡。美國多次對外用兵,兩次伊拉克戰爭更是出師無名,招致敗績纍纍,雖未至於整個國家潰敗,卻元氣大傷,也是教訓。

這次中國搞閱兵,周邊國家特別是南海諸國當會一再警惕,關注中國是否正在朝角色轉換轉化,對中共頭目習匪近平的「和平」論述打折扣;域內的一些輿論,更已經把習匪裁減30萬兵員之舉,看作「騰籠換鳥」、「汰弱留強」、「海空代陸」的更具威脅的一步。如果中國國民往後愈發忘乎所以、戰爭意識亢奮的話,外國看着就更覺危險。如9月3日香港影視演員吳孟達看了閱兵興奮得思緒混亂,竟於個人微博上胡言宣布自己是中共黨員,可見軍事影響情緒的威力。

侵略/被侵略的角色轉換機制有二。其一是個別最高領導人就戰爭與和平的個人取態,屬於所謂的「歷史偶然性」。誰知道中共政權下一任頭目不會是個比習匪近平更強硬的「特色希特拉」?

其二是國家內部出現政經軍工綜合體;這個一旦發生,對外進行帝國主義用兵就難免,那就是所謂的「歷史必然性」。經濟上搞「舉國體制」的話,無論是否「市場化」(壟斷性國企也可以很「市場」),政經軍工綜合體的出現,就不過是時間和時機的問題。政府權力既已飽和滲透並主導「縣際競爭」、「省際競爭」,則利益板塊透過掌控國家權力,發動國際軍事行為、奪取更大利益,就不過是一步之遙。

民怨沸騰

根據中國官方資料,近年全國縣以上信訪部門共受理民眾來信來訪每年平均約一千萬件(人)次,7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官方的研究資料也顯示,民間對省級黨委、政府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0%至150%;對領導幹部總體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5%至 10%;對當前社會狀況的整體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0%至15%。這些簡單的數據,反映了中共統治的危機狀況。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樣低的績效滿意度可以使任何一個執政黨立刻下台。

在矛盾的積蓄中,民眾的反抗意識顯然在不斷增強。近年來,民眾集體上訪、重覆上訪和赴京上訪呈現出人數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行為激烈的特點,並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出現連鎖反應的趨勢。據海外媒體報導,在2014年,中國289個地區共發生了17780多宗遊行、示威、請願事件,與此同時,有17個省、直轄市屬下的黨政機關部門,發生了1350多宗集體罷工、請願、赴京上訪事件。全國上下全年有多達14萬次的示威活動。全國 25個省市的農民約有1300余萬人參與規模性示威、遊行、集會。

上述示威、遊行、集會是民間發泄憤怒,表達反抗心態的一種方式而已。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近年來民眾集體上訪、重覆上訪和赴京上訪呈現出人數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行為激烈的特點,凸顯了中共統治的危機。它釋出一種徵兆:在任何自然或社會因素促成的小事件中,都可能給中共政權帶來巨大的危機。而這樣的危機,最終看來將成為中共無法逾越的死關。

從整體社會環境來看,中共權力系統早已出現制度化的腐敗,出現黑社會化趨勢。但是,面對社會危機,中共仍然沒有自省的心態與能力,因而也無法真正去消除問題的根本原因。與中共處理社會問題的一貫態度相同,官方媒體的報導總是無恥地使用八股官文,例如︰「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釀成,在「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政府官員深入現場宣傳解釋工作」的努力下,最後事態基本平息。

中共所要營造的印象,是說明這些示威、遊行、集會都不過就是一個誤會,只是一些亂民、刁民所為。這樣的做法,帶來的不是對社會現實狀況的反思,對問題的真正解決,而是掩蓋問題,轉移民眾注意力,證明官員的英明。要這些習慣於把問題責任推開的官員進行自省與改正,確實很不現實。因此,類似的社會問題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因為中國民間各種矛盾出現與蓄積的根本原因,就來源於共產黨自身無法修復的內在問題與缺陷。

共產黨的專政理論與統治心態,本身就製造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它把政府與民眾的關係變成了專政與被專政的關係,造成了權力者的極度自私與專橫,造成社會毫無必要的對立,衍生出壓迫與反抗的關係,使得權力系統無法促成社會整體的和諧與穩定,也不具備管理整個社會的合法性,上層權力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權力系統對社會各類權力與物質資源的絕對壟斷,使整個權力體系成了最大的利益集團,更助長了自私、蠻橫、腐敗。因此,權力者對民間的合理訴求的普遍漠視、對民眾其他階層利益的掠奪、對民間使用的暴力手段等等都是必然,反過來講,眾多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不滿、敵對、仇視,最後也就成了必然。這是中共專權的必然結果,也是共產統治的必然宿命。

分利集團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Olson Mancur)在研究國家興衰現象時,曾指出分利集團是導致國家衰落的根源。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具有排他性,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而只關注於自己的利益得失。他們阻礙著技術進步、資源的流動與合理配置,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他們的活動,不是增加社會總收入,而是減少社會總收入,與其說它們是「分蛋糕」,不如說它們是有破壞性後果的「搶瓷器」。如果把這一理論應用到共產黨上,可以說是一言中的,入骨三分,而且它天性如此,自私性、壟斷性、破壞性遠非其他通常意義的利益集團可以相比。

司馬泰先生「利益取向癌變」的觀點,正點到了中共問題的核心。這一超級利益集團形成之後對中國社會所構成的傷害,人們將來會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有人試圖極力維護中共的專權統治而又同時期盼中國社會的長期繁榮發展,那就是一廂情願的緣木求魚。那樣的想法,如果不是對共產黨的本質缺乏了解,就是出於短視,或是太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