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大限改土歸流？前途公決促人思考！

四七大限改土歸流？前途公決促人思考！

練乙錚

練乙錚 4月17日

「二次前途自決」的思考空間

2047問題最先由年輕人在佔運期間提出，未及兩年便成為城中重要話題，扣人心弦。本地當權派尤其是商界，認為2047之後仍會是「一國兩制」，因此一切前途的討論都是不必的（尤其是那些帶有分離主義的論說，提出來更會弄巧反拙）。這種樂觀看法未免過於一廂情願，不僅因為北京一直未有就這個問題表態，也因為這個看法不符歷史先例。

兩千年來中華帝國擴張版圖有一個標準「三部曲」模式，就是先以屯兵震懾、武力鎮壓邊塞以外的民族，然後實行比較鬆散的地方自治，其後開闢通道、謫戍殖民，待到中央的管治力量足夠豐厚，便改為直接管治。邊疆地帶的那種過渡性地方自治，史稱「羈縻」，東漢應劭撰《漢官六種》這樣解釋：「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從中央的觀點看，地方自治就好比拴牛套馬，牛馬容有一點活動空間，但給繩子繫着跑不了【註1】。

實行羈縻政策的地區，體制上從屬朝廷，實際管治則由當地「可靠」原住民首領執行；這些首領，一般是地方上層人士，封以王侯之後，歸朝廷管轄。宋朝以降，這種地方首領稱土司；清朝時，監管土司的是理藩院。土司管轄的地方，政制多是傳統部族式的管治，與秦朝以降中土政權實行的郡縣制不同。可見，「一國兩制」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如果以今天本地境況與之相比，「兩制」就是一種土司制，梁振英就是香港土司，港澳辦就是共和國的理藩院（民國成立之後，理藩院簡化，改稱蒙藏院，1927年又改稱蒙藏委員會，名稱沿用至今）。

明代後期，朝廷逐步廢除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地方自治，改土司為流官（由中央委派可以隨時任免和調動的官員），實行郡縣制，對少數民族地區直接進行統治，史稱「改土歸流」。清雍正、乾隆年間，在西南地區完成更大規模的這種政權撤換，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對廣西、湖南等地區用招撫政策，使土司「主動」歸流；一是在雲南、貴州、四川等地採取軍事鎮壓、強制改流【註2】。

漢初南方：一國兩制v一國一制

史上的改土歸流，都有一個融合與反融合的博弈過程，當中包含地方與中土的利益衝突，非常政治性，一個有名的事例，發生在西漢時期。先是，於秦漢交替之間，控制嶺南地區的秦朝南征將軍趙佗宣布獨立，定國號為南越國（一作「南粵國」），以番禺一帶（含香港）為根據地，自稱南越武王，傳位至第四代，遇上漢武帝。

漢自劉邦得天下，經歷文景之治，累積了深厚國力，至漢武帝時平定了匈奴，於是南征北伐，不僅滅了南越，還打敗了漢初逃到朝鮮建立政權的漢人衞滿，以其地設置四漢郡。跟着便準備攻打位於今天貴州附近的夜郎國（西南一帶最大的非漢民族國家），再進一步征服整個巴蜀、滇緬一帶。這次南征，朝廷高層有人以不宜窮兵黷武為由反對，這包括丞相公孫弘；主戰的一方，則包括司馬相如（就是史上有名的文學家、「琴挑卓文君」那個文武雙全的美男子）。

司馬相如是成都人，之前已經寫過主戰文章〈難蜀父老〉，責難漢朝管控的巴蜀一帶的地方鄉紳的反戰言論。當年巴蜀人多反戰，因為為了支援與夜郎之戰，漢朝廷已經搜刮了不少當地民脂民膏開發「五尺道」、「靈關道」等；一旦全面開戰，更多的物力人力自然要在巴蜀地區徵得。

〈難蜀父老〉這樣描述當時的反戰言論：「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也就是說，當地人認為，管好那些邊塞上的夷狄，羈縻一下就可以了，犯不着力壓之後併入郡縣編制，因為那裏的老百姓的經濟底子很單薄，恐怕不能幫助成事【註3】。

論爭的結果，是漢武帝採納了司馬相如的主戰意見，派10萬大軍南征，結果收復了南越、夜郎等地（繼秦朝那次之後，香港第二次給劃入中國版圖）。用今天的話語表述，那就是一場捍衞「一國兩制」的邊民與朝廷裏力主「一國一制」的融合派之間的鬥爭，而勝出的一方是後者（不過，漢武帝雖然又贏了這一次，但也因此導致國庫空虛，傷亡慘重，經濟下滑，民怨沸騰。天漢二年（元前99年），齊、楚、燕、趙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運動，漢武帝終須頒下《輪台罪己詔》，公開承認過錯）。

歷史教訓：「融合」是帝國本願

從上述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簡單總結數點：

一、處於中華邊陲地方的政權，那怕是本來由漢人建立的，都有獨立的傾向（南越國、衞滿朝鮮國）。這點與一千多年之後西方的盎格魯薩克遜殖民擴張主義過程中出現的美、加、澳、紐由英國人或其後裔倡導獨立建國的傾向同質。

二、獨立與否，充滿歷史地理偶然性，成王敗寇是原則，沒有很多的「道義」含量。美、加、澳、紐獨立了；朝鮮、越南獨立了，但古代的南越國、衞滿朝鮮國卻失敗、消亡了。

三、中華邊陲地方的羈縻政權與中土政權的關係，自古以來都帶有「一國兩制v一國一制」的張力；對中土政權而言，羈縻（「兩制」）是權宜，一旦中土政權的實力足夠充沛，原先行使羈縻政策的地方就要逐步納入中土政權的直接管治系統，最後完成改土歸流。

1997年，中土北京政權同意對香港實行羈縻政策，承諾「50年不變」，當時的確是一種寬宏大量，但說到底是一種帝國的權宜；沒有現實政治和歷史先例可以佐證，這個羈縻政策會在2047年的時候延續下去。也就是說，香港體制要經歷的最大可能震盪，是在2047不是1997。現時本地當權派、商界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將無限期延續，是完全的主觀空想。若要「兩制」得以「跨47」而永續下去，香港人不作最大的努力爭取，不能成事。

要作爭取，首先就必須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和嚴重性。但很奇怪，這個「2047危機意識」不是知識豐富、老路縱橫的老一輩社運民主派、公共知識分子甚或如筆者這等時事評論員當中浮現，而是在年輕人當中自然而然地如泉湧出。

「前途公決」的表層意義

公決在香港沒有法源，有少數京港當權派認為就2047作前途公決是犯法的，更多的人則認為是不切實際。困難的確很多，技術層面遇到的已經會是一大堆，之外還有獨立派提出的詰難：「萬一公決結果指向完全歸入中國直接管治怎麼辦？」以及就算結果指向完全自治或獨立，如何得到中土政權的事前確認、事後首肯？

不過，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倡議「前途公決」的確有其好處，那就是以一個那樣響亮的口號警醒民眾（「港豬」？），認識到2047問題不僅存在，而且日益逼近眉睫，對下一代人而言，更是切身、到肉。起碼在目前的非年輕群體而言，獨立不是「易入口」的概念，甚至會有不少人認為，北京打壓港獨，是「理所當然」。但「前途公決」對絕大多數支持民主乃至中間派而言，卻是一個比較接近「最大公約數」的行動概念，是任何一個香港人熟悉的開放社會都可以做的事，當權者打壓，就不是那麼有理；便是有些人認為舉辦「前途公決」會激怒北京因而有反效果而不贊成，也多半會把消極效果記在北京的賬下。

一個人一旦理論上同意「前途公決」有好過沒有，就會繼續思考：什麼才是香港的最佳前途選項？政權會否不同意？有沒有可能爭取？如何爭取？這一連串的問題有更多人開始去思考了，倡議「前途公決」的表層意義就達到了。

關於「前途公決」的一些問題

在近日一些倡議「前途公決」的團體之間，有好幾個爭議，都很有意思。第一個是時間問題：5年之後舉辦好還是10年之後好？誠然，快一點有好處，因為京港當權者不是坐着不動的，他們也會盡快做他們的工作，盡量出辣招重手封殺香港前途自決的所有可能性，並利用宣傳攻勢等軟實力，削弱市民對公決的認識和支持；因此，公決倡議者要爭取時間，跟當權者賽跑，盡量趕在當權者的反公決手法產生效用之前主辦公決。

另一方面，慢一點的話，民眾當中的支持者的比例會上升，原因無非時間站在民主派、年輕人這一邊。愈來愈多的民調顯示，現時愈年輕的組群，愈認同 2047是真正大限，愈不支持香港前途與中國糾纏一起；隨着時間過去，這些人縱使年紀大了些，觀點卻不會怎麼大變，但不斷進場的年輕人，卻很可能更反對把香港前途與中國糾纏一起。到時再辦「前途公決」，倡議者的贏面就會大一些。

各有好處，如何定奪？一個辦法是在舉辦公決的時間上採取一點機會主義：靈活處理，在沒有充分把握之前絕不進行，十拿八九穩了，才果斷推出。也就是說，無論是某些團體說的5年還是10年，都可視為靈活可鬆動的約莫時間；具體什麼時候主辦，是一個看準時機、當機立斷的問題。

那麼，如果公決結果是「香港歸中」又如何呢？剛才的分析認為時間站在民主派、香港人這邊，故如果每一個前途選項的討論都開展得好，再加上能夠把具體公決的時間準確拿捏，而中共對香港的態度沒有根本改變、徹底順應主流民意的話，則「香港歸中」這個選項沒有可能勝出。年輕人當中，這個信心應該是有的。

註1：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漢應劭撰《漢官六種．漢官儀．卷上》：http://ctext.org/library.pl?if=en&file=23728&page=68（注意：要看原文影印版；電子字符識別版的錯誤還相當嚴重）。
註2：見「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資料：http://www.chiculture.net/1701/html/c26/1701c26.html。這所中國文化研究院是香港當權派設立的機構，由李業廣律師、李兆基博士分別擔任理事會主席和副主席；理事會成員包括得過金紫荊星章的譚尚渭教授和著名左派葛珮帆博士。
註3：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原文在維基文庫可讀到：https://zh.wikisource.org/wiki/難蜀父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