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B)．特區國民黨．傳統泛民retool？

CCTV(B)．特區國民黨．傳統泛民retool？

練乙錚

練乙錚 6月20日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太史公記述趙高指鹿為馬，刻畫得最精警的，不是趙高本人，也不是二世祖胡亥，而是旁邊的一眾高官大員；一句「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點出高潮，而那些高官大員才是故事主角。沒有那批「言馬奴」，歷史還是歷史，卻不會有這個歷史教訓。極權統治者的一個面相就是趙高，今天「中國」的一個反映本體性質的面相就是「趙高國」(日語「中國」ちゅうごく可音譯作「趙高國」……)，香港就是這個趙高國的一個特區，而上述故事裏的各色人物，完全可以在本地某些事件裏對號入座【註1】。

一、禁書店事件：CCTV(B)？

銅鑼灣事件中的一位被綁者林榮基短暫獲釋回港，再度引發震盪；北京明目張膽幹了破壞「兩制」的事之後，把明明是捏造的虛假東西說成是真的，這種行徑其實已經是例牌，出自共產黨幾十年來沒有變過的本性，香港人無論什麼政治派別，絕對應該鳴鼓而攻之，但面對中共這種如趙高般的「蓄意拙劣」，特府官員及其一眾支持者的反應才是大看點。

其中，首先值得點名的就是那所港人說的CCTV(B)，屬下新聞部突然取消安排好的林榮基訪問，放棄講清講楚而成為「左右或默」的第一號標本。在香港，視媒乃公器，受政府規管、公眾監督，這次如此一「默」，做決定的管理層有合約和法律責任向社會解釋。當權派裏，其餘「沉默的大多數」是哪些，不好說；有些容或是天良還未盡喪，不願做言馬奴，有些則大概只是覺得這一圈的糊很難吃，聰明地另擇表忠時機而已(太史公當時沒有進一步分析，但以他老人家閱世之深，無疑通通看透)。至於「言馬以阿順」北京的人，則可一一枚舉。有以「國安」理由為北京解套說項的(把禁書小道裏講的黨國領導人的私生活小節說成是國安機密，很有「思想高度」)；有以把事件描成「搵女/滾女」而試圖轉移大眾視線的；更有把事件扯到「中美鬥爭、美帝搞鬼」上面去的。這就不是簡單的「言馬」，而是更有所創造和發揮了。

在太史公筆下，第三種人——言鹿者——都沒有好下場：「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陰」指暗地裏；「中」，粵語讀第三聲「中人欲嘔」的「中」，擊中的意思。也就是說，趙高使橫手把那些言鹿者伏法。注意那個「法」字。寧波公安/中央專案組(？)綁架、拘留、虐審書店五子的動作，都是「依法」的，與當年趙高的「以法」完全一致。流行話裏說的「中國是法治國家」，概乎如此。

二、事到如今……

很多人會問，香港事到如今怎麼辦？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最好說明一下「事到如今」是什麼意思。要深刻，用一個類比：面對共產黨，香港的統治階級、政商高層，已經徹底「國民黨化」。

以前在兩蔣統治台灣的時代，國民黨反共不遺餘力，旗幟上斗大字寫的是「自由中國」，在香港的親台商會年年都是「慶雙十」的中堅；但是，今天已經完全變了，不僅大量台商成為中共統戰的囊中物，連馬英九這種「緩統派」當完了總統，也急不及待要來香港這個「有什麼危險」的地方講「一中」、拉關係，那急統派就更不用說。現任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大黨鞭)蔡正元上周在他的一篇博文裏這樣寫：「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兩國，爭的卻是一國，因此必須消滅其中一國，才能達成目的。……台灣必須由共產黨統一，才能完成歷史任務。……抗美援朝時，中共不怕美國。香港收回時，鄧小平不怕英國。今天中國強國崛起了，習近平反而顧慮東顧慮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地動山搖也不是目前這種作法。習近平下面多少智庫、多少學者、多少專家，他們豈能光吃飯不做事？……現在就是節點！時勢創造英雄，只是順勢而為，英雄必須創造時勢，化不可能為可能，在關鍵時刻，踢進臨門一腳……」【註2】

還不過是幾年前罷，台灣的急統派代表(國民黨的連戰家族和新黨的一些領導)再急，也不過是經常穿梭兩岸試圖取得中共對台統戰的中介人、代言人一哥地位，但這位現任國民黨大黨鞭今天渴求的，卻是中共馬上解放台灣，乾脆把「中華民國」滅掉算了，甚至連曾經以「地動山搖」四個字威脅台灣的習近平，他也認為是光說不練不頂癮，只差未給解放軍發出正式渡海進攻的邀請函。這個態度，與兩蔣的「漢賊不兩立」比，完全是倒過來了，可見共產黨對台工作做得如何到家。

這個情況有本地香港版。早在老董時代，商界就有一批人急不及待要取消「兩制」、夷平邊界關卡，以便建立「X-小時消費生活圈」賺大錢，比北京當時強調(最近也似乎想翻煲)的「鞏固『一國兩制』」說法激進得多，化作現階段的政策，就是梁政府說的「港中融合」。這批本地商政精英六七十年代反共親英，八九十年代開始策略性轉移，現在屁股完全擺到北京那邊去了，轉變與台灣的國民黨一模一樣。

這是必然趨勢，無法阻擋。港、台兩地的政治精英同樣都是商界或依附商界的各階層出身的，天性就是逐利，這沒有什麼不妥，但有些人逐利的時候會介意來共產黨那一套，有些就完全不介意，後者順理成章成為統派。這種統派的政治代表(國民黨)在台灣受挫，但在香港的(梁派)卻扶搖直上，於2012年取得了治港權，一手取得經濟利益，一手交出港人政治權利、接受中共託付的政治任務。這就是「事到如今」的核心內容。

三、當權統派五大任務

香港和台灣的具體情況不同，統派的基礎和實力都比台灣的強，做起事來也更少阻力。至少，如果台灣政府無論是哪一黨領導的，都不能在未經民意授權的情況底下公然跟中共搞閉門密議，但在香港這卻是常態。因此，香港統派要推行港中融合的路線、完成中共託付的政治責任，成功的機會很大。這個政治責任，一以貫之，就是要把香港社會改變得可以在2047年或之前與中國那愈來愈封閉、極權的「一制」無縫接軌，而具體的工作就有5個主要方面：政制、經濟、文教、法律、思想；其餘方面，例如社福、環保、個別行業包括地產等，都是次要。

政制方面：任務很簡單，就是把香港目前那一套選舉體制逐步朝中國那套「地方人大」體制的方向修改(筆者指出過，「區議會、超級區議會」的模式就接近地方人大體制；超級區議會加其餘功能組別議席，已經是大多數議席)。京港當權派會再次拋出「政改」作餌，甚或表示會從「8．31」決議軟化一下，引誘以爭取民主為首要目的的泛民政黨繼續花精力跟她玩政改遊戲。這個遊戲會有泛民希冀的結果嗎？筆者認為不可能：它的目的既是與中國的一套接軌，怎可能通過和理非非的談判反而就給你愈拖愈遠呢？

經濟方面：中國會「兩條腿走路」，一是繼續在香港植入紅色資本，特別在每一個民生方面的市場取得優勢(更多的鉛水事件不可免)；一是通過把香港的本地資本納入中國經濟發展藍圖(堵死香港資本的對外自由通道)，兩者合起來，便構成一個完整的香港資本赤化大循環。紅色資本植入香港，八十年代已經開始，現在已經攻佔了大部分的金融市場，其他的不必細說。現在梁特提倡大力發展「一帶一路」，便是把香港本地資本「請君入甕」之舉；那樣不太難，只須給點甜頭讓點利，着一些中企提攜一下不諳「一帶一路」投資環境的港商，例如成立一些中港合資企業，再在人才方面開源(那10億港元的「一帶一路」獎學金絕非為了給香港學生「更多選擇」)，便差不多了。

上述政制和經濟方面的任務，京港當權派有很大優勢，因為靠的是錢財和政權這兩種硬實力，而且因為控制了政府機器、市場監管、關鍵物資供應等，有重要的着力點。因此，社運要在這兩方面佔上風，根本不可能；便是要止蝕，也很困難，除非在其他三方面即文教、法律、思想方面有較大進展。

四、政權的軟肋、社運的轉型

文教、法律、思想方面的比併，靠的主要是軟實力，但政權的硬實力也絕對不容忽視，例如港大副校任命一役，特府便全勝，「贏得漂亮」；何韻詩等藝術人的表演會腰斬、合約取消，更是政權不費吹灰之力便手到拿來；輿論界的當權派平台增加了，一些支持民主的地盤卻給砍掉了。不過，總的來說，這三方面的軟實力大體上都朝着有利抗爭者的方向發展，尤其是演藝界，以前不碰政治，現在有了正能量，能夠抵消一部分政權硬實力的進襲。佔運之後，大批年輕人覺醒，抗爭本身也正在經歷範式轉移，社運在最大的失敗裏、最嚴重的內部糾結裏，竟出現最不可思議的思想曙光！這些變化，最終能把這三方面變成政權的軟肋嗎？在兩個條件之下，這是可能的。

條件之一當然是京港統治階級繼續自作孽。例如最近接二連三出現的當權派「特X特Y」風波，令市民生厭；或者就是不斷發生類似禁書店擄人的事件，不僅提醒老一輩市民注意中共的極權DNA從來都未曾減少，更讓本來對共產黨政權本質毫無認識也毫無興趣去認識的新一代香港人擦亮眼睛。

條件之二是在「後2014」的階段裏，社運能夠因應形勢的改變而成功轉型。2014年是殘酷的，人大常委宣判了民主政改的死刑；佔運在硝煙與血泊中失敗、退場，不知多少人的希望幻滅，陷入長時間的不振與麻木，至今年初的新東補選「雙勝」才開始復甦，能夠再次面對改變了的客觀形勢。形勢的什麼改變了？社運如何因應、能否轉型？

改變有三點：一、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的態度有大變；二、社會從以前的二元對立(當權派/泛民)變成三分天下(當權派/傳統泛民/獨派)；三、「建設民主香港」的崇高而單一的目的顯得虛無縹緲，「保衞自由香港」的現實而多元的抗爭變得非常切身、迫切。

年輕人對第一和第二點不難因應甚或無覺，因為他們就是轉變的本身；對第三點也容易適應，反正他們爭取民主的時間不長，而且不少年輕人問政團體已經不把爭取普選當作第一目的去爭取，而把關乎香港幾百萬人的自由的「二次前途問題」作為他們要解決的大事情。

五、傳統泛民的長處與難處

比較難以因應的是傳統泛民。對他們而言，第一、第二兩點純粹是客觀外在的，無法不接受，除非是鴕鳥心態；第三點則是包含了對形勢的主觀判斷，以及對改弦易轍(retooling)所必須付出的各種機會成本的疑惑和保留。過去的爭取民主政改，是比較靜態一步一步的陣地戰，此後的保衞香港自由則是動態得多、明天的戰場是哪一個今天也不能肯定的運動戰；前者短兵相接之處在議會、在密室，後者則是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前者適宜和理非非，後者和理非非就幾乎輸定了，因為政權剝奪港人自由的手段猶如出動壓路機(9個人把你推上車再轉洗頭艇，看你怎麼和理非非而不輸)，雖然不和理非非也不見得就會贏。「堅持原則、巋然不動，以不變應萬變」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自欺欺人。傳統泛民人士的平均年紀比較大，在慣性與原則之間，便愈發難以自我分辨。

當然，傳統泛民政團也有其優勢，若改變抗爭路線，在文教和法律方面的抗爭有很好的優勢。便是不改變抗爭路線，也不見得會全輸，例如，就適當的議題或事件搞大型遊行集會，他們的動員能力依然是無可比擬，像林榮基事件，一動員就6000人參與，年輕政團還未可以望其項背。問題是，佔運之後，單靠數字就能夠撼動政權取得實質的寸贏了？

註1：見維基文庫《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史記/卷006。
註2：蔡正元博文〈台灣須由中國共產黨完成統一〉全文見：http://udn.com/news/story/1/1756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