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   11月18日

香港近年亂象紛陳，擾攘不休，一大原因是不少建制菁英或方寸大亂，或肆無忌憚，胡言亂語，惹事生非，幾乎無日無之。此情此景，除了令人討厭，也象徵香港社會正走向衰敗。

經濟學者雷鼎嗚以“叫雞”(召妓) 也可用支付寶來誇讚大陸的科技和經濟成就，俗不堪耐，根本不值一哂。料想不到，本身是歷史學者的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也出言不遜，口舌招尤。

他是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主席，當記者問他何以六七暴動不列入課程，梁元生却反問記者“六七年嘅時候，你喺邊度呢吓”，接着又說自己經歷過這段歷史，不會遺忘，但靠記憶寫的歷史，不符合訂立課程的標準。兜來兜去，他究竟要說什麼？

說記者六七年還未出世，沒有看過當年暴動的皮毛，所以連向他提問也沒資格，因此無端大動肝火，不但太“玻璃心”了，更是不知所云。有紀錄的人類歷史以千年計，絕大部分不能靠親身經歷了解真相，需要以不同方法反覆探討。相信梁元生也清楚，他自己的歷史研究，不少都涉及他出世前的人類社會，斷斷不能因年齡而廢言。因此，與其年齡歧視，他倒不如認真回應記者的提問。

同樣荒謬的是，他視六七暴動是靠記憶寫的歷史，根本不符事實，不少學者已從不同渠道發掘文獻，加上訪談當年人物，重新解讀該段歷史。同時，他是歷史學家，應該比我們更清楚，根據記憶寫成的口述歷史，也是認知歷史的門徑，他妄自菲薄事小，因此把六七暴動從中學課程刪走，剝奪大家向歷史借鑒的機會，未免有負社會所托了。

梁元生大放厥詞的致命傷，不但在於其失言和失控，更在於他沒有表現出歷史學家應有的識見。他理應知道，基於親身經歷也好，其他研究方法也好，都有助探討歷史真相，不能把沒有經歷等同沒有認識，也不該把歷史記憶視作輕煙。

其實吐出這類胡言亂語的“社會領袖”又豈止梁元生。例如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聲言，如果香港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國歌法》立法時，便會加入追溯力條款，追討法例生效前犯規者的法律責任。身為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進一步認為，北京若斷定政府無能力本地立法，便會自行頒令在港實施《國歌法》。

她們危言聳聽或有其政治考慮，但法律界人士豈能違背法律常識，一再威嚇港人，實在匪夷所思。《國歌法》若有追溯力，就抵觸了普通法的法治原則，即不能立法後追究立法前的行為，也就違反保障普通法在香港施行的《基本法》第八條。同理，按照《基本法》第18條，全國性法律如在香港實施，需先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北京可自行公布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根本是胡說八道。

兩位法律中人荒腔走板如此，說話無法無天，以他們親北京的背景看，凡事急北京所急，也許見怪不怪。但當教區主教不維護教會辦學自主的權利，卻高呼不唱國歌違反社會常態，當主理教育的高官叫人好好認識自己國家，自己子女卻在沒有洗腦愛國教育的國際學校讀書，又當教師工會組織為特首林鄭月娥36億元特別教育撥款抬轎，卻對政府日漸加強愛國主義洗腦教育却無動於衷，只能說，他們不是諸多顧忌，言不由衷，就是雙重標準，陽奉陰違。

如此下去，當各方領袖、專家學者都只懂聞歌起舞，望風承旨，或者每事畏首畏尾，顧左右而言他，其專業見識只會自廢武功，勢難監察政府，喚起社會關注。久而久之，荒誕政策通行無阻，胡思亂想充斥於市，顛覆常理推翻常規，社會又怎能不走向衰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