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漢良   2006 年 5 月 16 日

除了中國之外，相信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衝擊。一九六六年文革在中國揭幕，從批鬥和抄家逐步演變到翌年的武鬥。香港的左派隨著中共政權起舞，也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上轟轟烈烈的搞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編寫了香港歷史上迄今最動盪不安的一章。

文革對一些知識分子有著難以解釋的情意糾結，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視無辜的香港人在香港街頭被炸死，甚至對西江飄流到香港海域一具具五花大綁浮屍，也表示理解。

當年已是資深左派報人的羅孚，就視而不見，「我形容這是『無聞』，我們報上一個字都沒有。」當時是《七十年代》雜誌的負責人李怡對這些血跡斑斑的慘事還表示諒解，「因為我那時相信中國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經過洗滌，犧牲是難以避免的」。

羅孚和李怡，是當年擁抱文革的知識分子典型。今年八十歲的羅孚用八個字形容在那段瘋狂歲月的自己：「糊裡糊塗、莫名其妙。」羅孚當年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更身兼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

他回憶，文革剛開始時，大家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到了八、九月，香港就有人響應，並在新華社內部張貼大字報。他說，當時周恩來總理非常不高興，甚至下令貼大字報的人立刻到北京，當面訓斥了好幾個小時，其中一個是已故的黃文放。周恩來當時明白的指出，文革只對內不對外。

當文革越演越烈，造反派開始闖進政府各部門奪權，羅孚記得有一個曾駐印尼中共政權大使館名叫姚登山的參贊，是造反派的代表，在他的策動下，香港逐步成為武鬥「英帝」的橋頭堡。

但促使香港邁進武鬥階段的，意外的竟是澳門。當年十一月，澳門一項學校工程因遭到官員阻撓遲遲未能動工，引發校方不滿而自行開工但被有關方面阻止，澳門左派於是發動群眾到澳督府示威和朗讀毛語錄，澳門警方進行武力鎮壓，釀成多人死傷。廣東當局為了支持澳門左派，竟然關閉珠海與澳門間的閘口，澳門立即連食水和糧食供應都出現緊張，澳葡當局終於無奈屈服。

左派在澳門的勝利，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香港左派人馬實地到澳門觀摩鬥爭伎倆。羅孚和其他左派報人都曾參加，當時大家都受到中國文革燙熱的狂潮和澳門鬥爭的勝利所感染，磨拳擦掌想在香港大幹一場。

李怡認為不少知識分子當時還受到了國際反體制反越戰大環境的影響，而中共政權剛開始的文革，尤其凸顯了愛國和民族主義，為中國以及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帶來不少憧憬。李怡說，後來包括香港和台灣以及海外知識分子發起的保釣運動，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李怡的《七十年代》因為支持文革以及保釣運動，成了媒體的一支生力軍。李怡說，北京開始還對保釣運動持觀望態度，後來才卯足全力支持，李怡的搶先表態使他一度成為紅人，被邀請到北京出席十一國慶典禮。

香港左派抗英的武鬥，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人造花工廠勞工糾紛擦出的火花所燃起的。在左派精心的策畫以及當年港英殖民政府集權統治下，社會各階層很快就響應了左派的政治號召，參與各種抗爭活動。有鑒於澳門的教訓，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採取強而有力的鎮壓，流血衝突終於爆發。

羅孚說，當時中共政權的傳媒，包括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支持香港人民鬥爭的言論，甚至向英國方面要求道歉和認錯，這些評論對香港的左派產生了莫大的鼓舞。

六七年五月中旬，周恩來總理以及外交部長陳毅等所謂溫和派，已是大權旁落。北京舉行了一個十萬人大會，時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兼政治局委員謝富治在大會上發言，聲稱「正告愚蠢透頂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你們要放聰明點，必須老老實實承擔罪責作出交代」。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更鼓動群眾，「要進行血淚的控訴」。

香港罷工罷市接踵而至，到了炎夏七月下旬，鬥爭活動終於到了惡名昭彰的「真假菠蘿陣」地步。香港人叫炸彈為菠蘿，左派為了鬥垮鬥臭港英當局，在各處放置真假菠蘿，但受害者多是無辜的香港人。但左派宣稱最有效的菠蘿陣，卻正是鬥爭中最失去香港人心之舉。到了八月，專門在電台挖苦和諷刺左仔的節目主持人林彬兄弟上班時被人中途攔截，並丟炸彈入車內被炸身亡。

《新晚報》當天套紅的大字標題是『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報導羅列了林彬所謂死有餘辜的罪狀。羅孚說，港府沒有對幾份正牌的左報下手，但是向三份靠邊但又言論極具煽動性的《田豐日報》、《香港日報》和《新午報》採取封報行動，並逮捕負責人和一些記者。這些報紙為了達到鬥爭目的，經常刊登如「中國砲艇已入青山灣」等子虛烏有的消息。

羅孚說，中共政權外交部後來向英國提出異常嚴厲的緊急照會，要求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撤銷停刊令，但遭拒絕。羅孚說，到了期限當晚的十二點，大家正在焦急之際，北京終於傳來消息，結果竟是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表處，「這時我們大家都哄然叫好」。說到這裡，羅孚稍微搖頭嘆息了一下。

香港左派的抗英鬥爭到了年底已無以為繼，正是來得急去得快。根據港府統計，七個月的暴動死了五十多人，傷者人數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經濟損失自是難以計算，一些中上階層和專業人士更掀起移民潮，不過也有人卻因為財富的「重新洗牌」效應而成為今天獨當一面的大富豪。

對羅孚和李怡這些知識分子而言，直至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墜機身亡，才是他們對文革認真懷疑的開始。李怡的重新認識中國，不但否定了自己當年對文革的看法，甚至對自己為中共在保釣運動中搖旗吶喊，也有一定的反思。羅孚的徹悟來得更要晚。「文革還有那麼的一點意義，但六四事件使我終於覺悟，怎麼可以開槍打死學生呢？」

如果說中共因為不許公眾討論文革是非功過是欠缺反思反省，香港這塊所謂自由土地又如何呢﹖當年策畫向英國武鬥的左派工會頭子楊光，今天是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大紫荊勛章的得主；有人因為放置炸彈而「英勇坐牢」，今天貴為香港特區傀儡政權高級智囊。香港被中國吞併之後，對文革的肯定，似乎比現在的中國還要來得肆無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