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毓民
《自由亞洲電台》 2006 年 9 月 6 日
在九月六日我去參加了“祝願程翔早日回家”之祈禱會,參與者包括有天主教的陳日君神父、基督教的朱耀明牧師、程翔的大學同學和好朋友,還有一些新聞界的朋友,近千人參與,場面相當感人,可見香港人間有情、香港人心不死。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把良心的標尺去分辨是非的,盡管有些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程翔在許多朋友的心目中是一位愛國者,而不少人就把這種愛國者標簽為所謂的“第二種忠誠”。他對共產黨是有批評,但是採取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希望中國好。不過,這一類人是不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就是共產黨也可以有人去取而代之,共產黨也應該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民主,他們只會想共產黨是不會結束“一黨專政”的,中國只有共產黨這個黨可以執政,只有希望她可以自我完善。像這樣子去愛國是非常痛苦的,而程翔基本上就是一個樣板。
其實,我自己看到程翔的遭遇,有著許多的感慨。在八九年“六四”之後,程翔離開了《文匯報》,其後與李子誦和劉銳紹創辦了《當代》雜志,但經營得十分辛苦,最後還是要關門大吉。知識份子辦報的下場就是這樣,但總算是還了心願,毓民也有這樣的經驗。
而程翔作為一位愛國者,他把共產黨和中國結合在一起,這是他的悲劇。這次他被判五年徒刑,被指控為間諜…老實說,從常識去推斷,都知道這是一個冤獄。根據目前網路上所披露的“判決書”,其內容荒謬絕頂,如果這樣作為一個法院的判決書,老實說就是告訴全世界程翔不是間諜。假設他真的替台灣中華歐亞基金會寫稿和約稿,老實說有什麼會是機密呢!不過,目前就只是以一種間接的所謂證據,就是指歐亞基金會被他們定性為一個情報組織,甚至是台灣國家安全局的外圍組織。而香港的《東週刊》也指歐亞基金會是台灣國安局的外圍組織,因此便是一個情報組織。它這樣就是與共產黨在同一鼻子出氣,就是與那些判程翔坐牢的少數當權派在同一鼻子出氣,為其製造冤獄去找藉口。這是沒有良心的刊物、沒有良心的媒體。
對此,我們都姑且不論了,但是稍為有常識和良心的人看到這樣的判決書,都知道程翔百分之一百不會是間諜,不過這樣都要被判五年的刑期。假如要我打一個譬如,是十分簡單的,就是兩位黑社會老大在吵架,他們的手下做錯事,無法轉彎,於是就要硬著要負責任,就是這麼簡單。
哪有制度?哪有法治呢?一個這樣的國家你還要去愛她?是可以的,愛她是中華民族,愛她的歷史文化,但是當中包含著這樣的當權者,老實說還能愛得下去嗎?因此,這不但只是程翔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人的悲哀。愛國愛到像這樣,原來愛國者的下場是這樣悲慘的。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的例子。劉銳紹寫了一篇文章,指程翔事件“傷盡了天下屈原的心”,現今還在談屈原,現今還自許為屈原,為何還要當屈原呢?為何還須要帝王統治呢?
我記得有一次倪匡在一個宴會上,有許多人叫他不要再對共產黨有偏見了,不要再反共了,共產黨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他們建議他不要再住在美國了,返回香港,他是上海人,就去上海看看上海有多進步。於是倪匡就這樣回答他們,他說他自己跟那些人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仍然希望有皇帝,而他自己老早就根本拒絕皇帝。最近有記者訪問他,問他對共產黨的看法是否有改變,他說沒有改變。那位記者又問說共產黨也有不少好人呀,倪匡說共產黨有沒有好人,他不回答,但是做得共產黨就一定不是好人。他的邏輯跟你們的邏輯是不一樣的,當然你是可以不同意倪匡的說法,但是倪匡起碼是一以貫之,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因此,愛國是不一定要愛黨的,愛國是不一定要以為共產黨是千秋萬世的,是可以政黨輪替的,是可以由人民去決定哪一個黨去執政的,這些已經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價值。程翔和我都是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人,大家走不同的路,但到了最後都是殊途同歸,都是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依歸。不過,有時候想一想,如果中華民族的前途是決定在一個獨裁統治的自我完善下,中華民族又怎會有前途呢?當然,我們一方面是祝願程翔早日歸來,而另一方面也為程翔有這樣的遭遇而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