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清田

《大公報》 2007 年 1 月 9 日

《經濟學人》的國際評級﹐是針對往後五年的營商環境﹐比其他評級及方法更重視社會與政治的宏觀環境對營商環境的影響。九七之後一兩年﹐當其他評級方法對港都沒大改變時﹐《經濟學人》一下子把香港降幾個名次﹐這次把香港由第三降至十二位。

香港特區傀儡政權處資本主義初階

香港特區傀儡政權的營商理想和經濟觀念﹐仍處於「資本主義初階」﹐與「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接壤﹐以權力與政策､財富資源和物質基建為重心。重商主義時的正統思想﹐是神權與皇權及貴族合資組財團的營商環境﹔經濟發展就是動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式做實事､得實利﹔經濟自由就是他們不受制度和普通人的干擾的自由。美國傳統基金會是右派中的右派﹐偏向最純粹狹義的資本主義自由與法權﹐對於民主化的開放社會﹐較不重視﹐所以仍認為香港是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近百年來的現代資本主義﹐講究權力與政策的開放和合理化､民主化和多元化﹐從中把生產力與效益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靠制度與程序運作﹐而不靠高高在上的､崇高的「自然權威」和權貴小圈子主導經濟。這些現代資本主義的理念和運作規律﹐是《經濟學人》的評分文化理念脈絡。

評分脈絡現代資本主義理念

一九九七年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入市扶起股市﹐直接指令市場升降﹐又要樓市跟通脹穩定上升﹐以為這就是「做經濟實事」。《經濟學人》的評級反映香港基建設施有上升﹐但在政治環境（釋法､法治､法輪功等）上失分百分之十以上（由七點五分變六點七）。失分的還有宏觀經濟環境（香港一百五十年中介地位受威脅）､港內私人企業外資的公平競爭､勞動市場（英語能力）等方面。香港失分的﹐多屬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管治的制度運作。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動力來自平民化和民主化､知識化和資訊化﹐把權力與利益從上而下開放﹐讓平民大眾參與經濟及政治。《經濟學人》的評級方法﹐反映了這個理念坐標與標準取向。合乎這個坐標與標準﹐就是好的營商環境。

百多年來﹐香港（和新加坡）是東方社會中最符合這個坐標的標準的。當東亞（包括中國）都守住東方小農社會的坐標﹐以我為主﹐拒絕開放與西化時﹐香港（和新加坡）爬上西方創造和主導的坐標﹐把東方與西方聯繫起來﹐百年多做獨市中介生意﹐十多二十年來﹐東亞的國家（包括台灣和中國）相繼擺脫文化思想桎梏﹐大力開放和現化代﹐與西方接軌﹐香港的中介人的獨市地位已開始動搖。九七是一個轉捩點。

一九九七年香港被中國吞併後﹐舊殖民地操作精英和左派新權貴精英﹐都欠缺四､五百年前西方文明後來居上超越中國的視野與識見﹐看不到香港在這東西文明對照中的政經地位和文化意義。他們組成的特區傀儡政權埋於資本主義初階﹐未進入現代管治文化。當東亞的國家（包括台灣和中國）相繼奔向世界時﹐已在世界前列的香港卻不幸被中國吞併。全球一體化之下﹐香港最低限度是局部背馳。《經濟學人》人員解釋﹐香港地位降﹐主要是其他地方升得快﹐而不是香港下降。前一句是真實﹐後一句存疑。

先進的香港不幸被落後的中國吞併

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與資訊經濟﹐是理念與創意的世界﹐個體化自由與價值更不可少。香港的教育改革的理想也朝這個創意與自由的大方向走﹐但特區傀儡政權具體施政卻背馳﹐朝「前現代」的傳統小農社會文化走﹐胡仙免被起訴､居港權和人大釋法､法輪功和高行健訪港等事件上﹐香港不斷有強大的內在或外來力量﹐要改變香港的自由與開放社會形態和法治。董建華在這些事件上的發言﹐以及這次回應《經濟學人》將香港降級﹐都好像不認為自由開放民主多元和營商環境有什麼關係似的。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共同文明觀念與理念﹐好像在他的認識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