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雖然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中國文化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十年，當中國以最封建的方法反封建、大搞個人崇拜、不要經濟、不要法律，只要政治與階級鬥爭時，香港一百五十多年如一日，靠普通常識運作，個個講賺錢，靠自己賺錢，賺到的錢可以自己留住；賺錢要講品質、競爭，賺錢不講政治，不能靠空談政治找生活，政治可以自由，報紙自由亂講，辯論本身無終點，講錯了沒犯法沒關係；對錯由大家評，評了可以再論；社會是有法律的，法律還公平，法庭上法官會中立聽雙方陳述。
　
　　靜靜地，不為世知、不為中國所知，甚而不為香港自己所知，香港有了一個過去二百年中國遍找不著、往下二百年中國還要找的現代文明體制。
　
　　百多年來，能夠最全面、最真切肯定香港模式的文化內涵的名人，要算是洪仁珩和孫中山。這兩個「南蠻子」是在港受洗的基督教徒，進入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文明。他們形成另一元的效忠對象和人生意義，與中國文化二元對立並行。三十年代，江淅幫與湖南佬「類中原」用自己的方法接駁上西方文明，繞過資本主義，超前進入與中原文化同質的共產主義真理，形成一種人代神的單元絕對性，結果欲速不達，中國陷入中國的文化黑洞。
　
　　陰陽轉化與融和據說是中國所長，但今天的陰陽論只在西方文明的系統中才最見效，就如中國的人才在西方社會最能煥發異彩，在自己人的社會卻給埋沒，甚而埋葬。
　　
        西方拿陰陽之學的一些點子，放進西方的體制與程序中，產生神效。陰陽論在中國文化中，並沒有發展出相對理性的運行程序與方法學，不能讓正負有序良性並存並行、互動互濟共生。中國文化的陰陽之學都存乎一心，時而一體不可分，時而正負割裂對立，互相掐頭廝殺。中國文化的（尤其是在政治與權力關係上）終極性與絕對性在「人」，以人為本，以「人」代上帝，不容正負各有生存價值與空間，通過相對理性的、可以客觀驗證的方法互動對流、本末轉化，而是正永遠正、負永遠負，正負是邪惡與神聖的你死我活鬥爭，滅絕對方是自己的生存所需，也是生存的意義與快感。
　
　　在這五千年不變的「人本」終極性與絕對性之下，中國文化自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與美學、利益與權責的定義與標準，經常與現代世界(香港)黑白是非觀念倒置。文革時不必說，現在仍不少。雍正的人代神般的霹靂手段，在中國社會仍是主流價值，官民一氣擊節，額首稱慶，甚而在香港也備受知識份子推崇。雍正抄家，包青天虎頭鍘侍候，都大快人心。平民百姓不是反虎頭鍘，而是求權貴也「同等待遇」。寧要集體強暴虐待，不允個別人特殊待遇、出生天。這便是中國文化現在的「現代意識」。
　
　　現代價值是多元旋轉相對的，各領風騷一陣子而已。沒有甚麼是絕對、積極的。無條件堅持至高無上、不惜代價只是一種小農與小資小商小知識份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必然與全世界、與整個現代社會為敵，陷於無止境的憤怒與落寞。
　
　　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絕對紅就紅、黑就黑的，即使中國今天傾國打法輪功，也不可能文革時的百分百貫徹到底。中國要生存在二十一世紀，中共政權要生存在二十一世紀，必需學習面對一個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沒有什麼至高無上的社會，中共政權必需把自己真正置於人民之下，為人民的多元自由提供服務和維持秩序。
　
　　中國二十年的經濟開放改革，變成另一個經濟體系，轉型速度之快，世界罕見，但距現代世界還很遠很遠。二十世紀見證了德國和日本由小農小商社會的封建皇權轉向工業社會的民主體制的轉型。德國算是完成，日本還不自覺，還未完成。現代化的路，中國走了二百年，可能只走了一半。
　
　　香港正是中國人和中共政權學習現代生存的最佳試點，也可能是最後機會。現代社會的「個體獨立、多元自由互動、開放外向創新突破超越」組織及運作形態，是香港百五年來的平常事，卻是中國這天下正中的國族盤古開天以來五千年的第一次。
　
(二)香港文化的本色與中港關係
　
　　香港的文化，是一種負面文化(negative culture)，只有「非」，而無否定力。香港的成就，就是作為「非中國」的楷模華人社會而發展起來的。香港一直沒有採用中國限制個人發展的小農封建專制規律與邏輯，但又只有表面的工業社會文化和商賈文化。百多年，中國拒絕進入化外世界，香港便進入西方蠻夷世界做中國與世界的中介，兩頭走，做買辦、掮客、跟腿、鬼頭仔。這個角色與功能並不是自覺的，涉及的文化意識是由英國人從英國拿來給香港用的。香港文化還未成為一種「正面文化」(positive culture)，沒有自生自成與意識。香港只有「不跟中跟西」的能力與意識，沒有否定的能力與意識，連「否定文化」(negation culture)也算不上。香港文化本質只是「非中」的，香港既不認同封建專制的中國，香港也沒多少吸納力吸納西方文化。香港的文化非中亦非西，只是「非(動詞名詞)中」。
　
　　香港被中國吞併之後，香港仍然無中也無西，卻又不能／不允繼續「非中」，荏弱的香港便完全失座標、失方向。連基本的行改也一片錯亂，禽流感和新機場都是在最不應錯、不會錯地方出錯。
　
　　現在香港落入中國魔爪，面對中國五千年文化，要求生和再創輝煌，必需由 negative culture 變成 negation culture 和 positive culture，即是有自己意識與內容、自生力量形成既中又西、超越中西的自覺自成文化。這是一個百年不為功的事。難處在於它幾乎無一不在關鍵要害處跟中國封建專制文化背馳，香港這個角色與意識的建立，無一要「反中國」。
　
　　香港這個角色與功能肯定不易扮演，稍有差池必然粉身碎骨，偶然因素很多，理性與非理性夾纏，各方有各方的理性與邏輯，說也說不清。西方的側風與中國的頂風夾攻，香港隨時陷於「風切變」。兩年來掀起的種種厄爾危諾風波不過小兒科。成敗難料。但歷史卻命定香港與中國之間這種關係。
　
(三)來自香港內部與來自中國入世的危機
　
　　香港是率先現代自由的華人社會，實現了大禹疏導法下自流自浚的長治久安。香港被中國吞併後應該是這個「打開問題、找出矛盾、互動溝通築構多元真實、優化決策」的現代運作模式的強化與改善，並且引入中國文化的精粹。事實上，卻使中國多麼排斥，仍要受香港這方方面的影響，走向現代，過去百五年如此，過去五十年如此，過去二十年如此，將來五十年仍會如此；但因為中國的排斥，這些影響受到干擾，事倍功半。香港視京人士揣摩上意，統統把香港文化作為殖民地文化，刻意引入中國一套，用中國文化改造香港，把香港「中國化」。香港只有拿來的制度文化，不知其文化內涵，沒有自覺，沒有自己的一套說辭，「中國化」便如入無人之境，香港的現代運作模式不斷受到腐蝕與毀損。
　
　　香港的危機既來自中國
　
　　中國經十三年的談判，終與美國達成入世貿的協議。中美歐日幾個重心正通過世貿重建立新關係，世界正在建立新秩序。這是繼鄧小平二十年前決定向全世界(其實是美帝資本主義世界)開放以來的另一大事，中國不能不更全面和世界接軌融入歐美中心的運行系統，按現代世界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辦事。中國加入世貿的最大益處，在於縮短學習曲線、減少探索的代價，減少政策失誤、禍國殃民。這個價值是無可估量的。
　
　　WTO將提供一套現代社會的規範給中國，控制其品質與行為，並且積極監督。就以以前市場的經濟和最近的電訊業為例，中國都是在政策失和兜兜轉轉彎路後，陷於內爭內耗，採納外面的經驗及路向，才撥亂反正。最近中國通過的網絡互聯互通法規，大體是借鑑九十年代初的英美一套，如早一點，其實以避免近十年的延宕和內耗，少付一些代價。
　
　　香港百多年，一直是將西方的現代文明的一套知識、價值、理念，辦事方式引入中國和東亞。香港飛上世界最前列，是趁五十年代中國反西方、反現代、超前現代，要搞實質民主、實質自由和計劃經濟，結果走向現代人類的反面，站到歷史的錯誤一邊。在中國泛政治、空政治的同時，也不能不服膺一些事物的客觀性，和西方現代聯繫。香港便幾乎壟斷了中國與現代世界的聯繫，成為獨家買辦，從中漁利。中國越走彎路，越多反覆，香港越多機會賺錢，同一個簡單的道理可以賺了再賺。
　
　　中國直接入世，香港中介地位動搖，一般只從有形的貿易及服務業的角度探究問題。其實香港更大的危機是「文明載體」的角色的動搖。WTO將取代香港將現代文明傳遞給中國，香港不能再如以前靠「現代文明」辦事方式賺中國的錢。香港必需更現代、更西方，走在中國更前面，才能繼續賺中國的錢。
　
　　 這是香港一百五十年來未有的大變局。
　
(四)香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卻沒有預備好
　
　　以前香港引現代文明入中國，名不正言不順，觀念屢被扭曲及移動。WTO的要求，則是國際條約，中國將要正面對現代文明的要求。西方與東方之間必有更多的對流與矛盾互動，產生溝通及功能的空間。香港作為中西交流點百多年的社會，將可以填補這個空間，扮演這個「文化介面」的角色。這個角色與功能如果可以做到十分一，整個中國將是香港的腹地。香港的經濟金融和專業服務如仍有十多二十年的優勢，香港的法治廉政行政和民主文化形態，可能有一二百年的優勢。
　
　　這是下一個百年的香港議程，也是香港謀生之道。
　
　　這個文化介面的角色並不易。第一難在於，以前香港無文化靈魂，整個社會是唯器用唯實利的，要做文化介面需對中國文化有了解，對西方文化有了解，對香港文化有了解，對「跨文化溝通」及「文化介面」有了解，這些香港都要從零開始，甚而從「反文化、反智」的負數出發。
　
　　　香港還必需以整個社會的運作，告訴全世界，香港是一個可以出入中西的多文化、跨文化的社會。這不是經濟或法律或環保的任何單一方面，而是總體社會現象和文明座標。香港必需顯示一種整全的體制和文化生命。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卻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將香港拉回中國的軌跡。要董建華轉轍幾乎是無可能的事。
　
　　中國入世貿，影響對香港和對中國同樣巨大。
　
　　愚民政策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文化路大概有四條。第一條是不論中共政權態度怎樣，香港繼續來百五年的「非(動詞名詞)中國」之路，循西方現代社會的標準行事，補中國不足、作為中國對照面。第二條路是轉入中國的軌跡，繞著中國這軸心轉，變成「愛國城市」。第三條路是中共政權承認香港的進步性，讓香港安全地扮演一個「非中國」的角色，繼續接駁上西方現代。第四是香港利用香港的制度，吸納中國人才進來，由中國來的人吸納香港的現代性，並且為香港的文化添加自生力，使香港由 negative culture 變成 negation culture ，甚而是 positive culture。
　
　　這四條路，不可能截然分開，必然混合，互相依賴補足，也分主次流。第一條路(繼續來百五年的「非中國」之路)不能沒有第二條(轉入中國的軌跡)和第三條(中共政權承認香港的進步性)、第四條(利用香港的制度)不能沒有第一條。這四條路必需有某種適當組合。回歸二年，這四條路互不調協，內耗驚人。民主派只要第一條，董建華只要第二條，民建聯和自由黨工商界完全未進入問題。民主派和董建華相向之處，是不知這四條路是甚麼，有甚麼內容，卻抓住一小截堅持到底，不能找到雙方的共同地帶。以後四條怎樣組合和怎樣調協，歷史正在考驗中國人和香港人。
　
　　香港正在十字路口。如果有能力，香港可以成文藝復興時的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反之，香港這不知怎地出現的「類現代文明」，可能如美雅文明不知怎的消失。
　
(四)「香港文化研究院」的初步構想
　
　　四五十年代滯港的左派與右派高級知識份子，都有一種流放化外的悲愴，卑夷香港這個「類資本主義」社會，巴不得快點回歸中原。他們眼中，香港只是一個墮落與腐化的假洋鬼子社會，沒文化，不是人住的，活著沒意思、沒意義。他們沒有像孫中山那樣肯定香港的體制。四九年後，左派大量回國參加共產主義建設，留在香港的，有自己的學校、診所、百貨公司、工會、戲院、報紙、書局、唱片公司，自成社群，「枕戈待旦」，要解放香港，拯救香港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文革的六七暴動是一次演習。
　
　　林彪之死和四人幫被捕後，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改革迫中國從中原封建主義與共產主義怪胎中掙扎出來，補回初級資本主義的課，亦即接駁孫中山從香港所看到的現代化之路。鄧小平這樣子走對了路，中國與香港合創出人的經濟奇蹟，媲美十九世紀的英國、二十世紀的美國和日本。
　
　　中國對香港，即使在八十年代最肯定的時候，也只是大中原主義看香港，只看到香港的「器用性」，完全沒有想到香港的「體制性」，以及香港器用與體制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內涵。二十年來，香港每次在實踐和維護現代性和現代文明，就是最令中國悖怒憤激，幾乎要玉石俱焚。香港被中國吞併前與後，從香港電台的屢遭折騰可見，中國對香港奇跡並沒有相應的文化理解，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香港的文化角色與功能正面臨損壞。
　
　　香港不但是「器用」性的，還是「體制」性的，更有「文化魂」的意義。香港現在可以即刻做的是建立一個「香港文化研究院」，在最實用與最根本處探索香港的器用性、體制性和文化魂，追尋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在中國現代化的意義。「香港文化研究院」的功能與工作是搜羅香港、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才來一起探索每條路的正負面和得失，四條路怎樣調配組合，從而纏訂文化政策，把政策推行到藝術界、教育界、工商界和社會大眾。
　
　　通過這個文化研究學院，官方與民間的藝術界、學術界、政界、教育界、工商界一起自教自學、互教互學。這可能是全世界的首創。二十五年前，香港創設廉政公署，打破了很多文化歷史政治和行政定律，也是世界首創。香港電台拿政府的錢，一方面為政府「宣傳」/「傳播訊息」，卻又獨立抽離地批評政府，維持一個現代社會的文明標準，是難能可貴。
　　　
        面對這個一百五十年未有的大變局，「香港文化研究院」是港人求生之道，有助中國真正認識香港、讓香港與中國共存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