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6日

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台灣，都有為數極多的人，陷於身分認同的難題。縱然台灣的大中華情意結比香港淡薄，「文化中國」這個概念，還是捆綁著不少以中文為第一語言､鍾情唐詩宋詞､嚮往壯麗山河的華人。每當別人以「你明明就會拜山祭祖」､「你明明就黃皮膚黑頭髮」､「How can you say you are no Chinese」去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總是難以招架——明明知道自己與目前地理上稱為中國的中國人不同，但他們實在講不清楚到底香港人何以不只是一個特區，台灣人又憑何聲稱愛國就是愛台灣。

一言蔽之，沙文主義

其實一切都只是掩眼法。只要大家翻開中國漢族沙文主義的表皮，就會發現，大家之所以被蒙蔽，都是因為在大中華地區以至西方漢學界，不論是學者還是政客平民，都有人傾向將文化中國與現實政治混為一談，形容文化中國為一棵大樹，連隨補上一句子孫應當落葉歸根。

他們預設中國是所有華人的根，所有華人又是中國滋長的葉，文化中國生生不息，一直成長又一直變化。它的枝葉日益扶疏，流散海外是向不同方向延伸的過程，所有種子最終還是會回歸泥土下的氣根。文化中國被認為是不會斷的有機體。它像水點一般流散百川，終會重遇——雲雨落於大海，落於溪澗，然後百川匯聚歸流，再一起被飲用､蒸發和吸收。它以極大的野心，包攬了所有不在中國社會生活的華人在中國以外建立的文化在其中，統一因中西混雜而催生的新文化，為澳籍華人､馬拉華人､美國華人貼上「文化中國的分支」的名牌。他們一邊強調文化中國永遠不死，中國將會統治世界，一邊潛移默化全球華人要愛自己的文化，更要忠於壟斷了中國之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手法無異於洗腦。

這便解釋得了為甚麼越是離地的外籍華人，越會喜歡挑剔反共的華人「Hey, You just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you are Chinese」，而王力宏又會唱得出＜落葉歸根＞。他們掙脫不出自己是「文化中國的一粒種子」這個身分，就算是第三代澳洲華人，已經完全荒廢了中文（不論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也還是一邊對其他白人「Chinamen」的嘲諷suck it up，一邊內疚自己know nothing about China。他們分辨不了政治意義､種族意義､文化意義三者差異的無知愚昧､視野陝隘，無遮無掩地暴露人前。這種人是完全不知道正在主導文化中國的所謂中國，一直以大炮飛彈對準對岸的「自己人」，和搬弄法律條文去禁止「自己人」步入民主社會的。他們的中國，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中國，所以他們根本無法理解何以世界上總是有人逢中必反，不認華人。

香港歸香港，克里奧爾化

香港､台灣與中國之間之所以存有文化差異，以至無法相容，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的後果。香港從一八四一年起，就已經注定要與共產中國分道揚鑣。歷經英國殖民的地方，沒可能回歸一個沒有民主沒有人權的「祖國懷抱」。而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南明､滿清､日本和國民黨的統治，縱然國內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混雜，融合各種統治特色的台灣歷史文化也已經破繭而出，自外於中國。因此，克里奧爾化——即混合和內化不同文化來源而產出獨有新文化的過程，已經在兩地水到渠成。即使三地同文同宗，歷史瓜葛難捨難斷，只要某地與某地發生利益衝突，而其中一方會為守衛自己國土或文化而力抗敵對一方，它便已經可以定義為一個克里奧爾國家（Creole-State）。如今台灣反對與中國簽訂服貿，拒共之聲此起彼落，其實就佐證了台灣是個擁有新文化觀的國家。

換言之，香港和台灣的確是文化中國的種子，但這不代表香港和台灣必須接受中共政權的統攝。在中共的六十多年變態統治之下，文化中國受盡蹂躪，血跡斑斑，要不是香港和台灣在外保衛文化中國遺產，文化中國早就形實俱亡。香港人､台灣人以至居於外國的華人，因為流散而建功，因為被殖民而發達。他們不但使中國的文化同質性大大降低，保存了它的繁盛多樣，更促成了取西方之長補傳統中國之短的現代演化。

若以香港為例，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明顯地使香港在文化中國的框架下更進一步，而非強迫香港「去中國化」。新界八鄉金錢圍的翰鵬鄭家祠因村民慕道而改建為天主教堂，正正證明了原居民和客家人的民風習俗，皆可與西方文明在香港折衝調和。又譬如新田文氏跟錦田鄧氏一類本地大族，素有自己一套死葬禮制，規定死在村外的村民遺體不能進村和入祠堂，所以舊時老人都會寧願留在村中等死也不去醫院求醫，而如今因為新思潮的影響，老人都不再視入祠堂為必須而坐以待斃。相反，在中國好些村落，恪守傳統的人仍然很多。即使縣市設有醫院，好些村民仍然會將垂死老人扔在祠堂之外，待老人氣絕身亡，然後送入祠堂。在此先不去討論遵守舊俗抑或人道原則重要，最重要的是，不同宗教文化或語言系統確是互有影響，村落傳統也在香港「去舊迎新」，與中國村落那套漸行漸遠。

在語言方面，港式英文和香港人日常大量混雜英語在廣東話之中自然也是極具代表性的。香港中小學的英文老師會在英文之中加入廣東話助語詞，例如「?，I have already told you喇?」，見怪不怪，跟新加坡人講英文習慣相似。而普遍夾雜英語單詞在日常對話的情況，更是在僅有小學畢業程度的四､五十歲一輩身上也會遇到。「特登for你?」､「deal唔deal？」､「係咪即係firm實？」，香港人聊天，總是又中又英才夠傳神。專屬香港的語言混雜性，廣東話與英文合流，背後就已經是一部深厚的殖民歷史，更不要說香港有自己的貨幣，有大異於中國人的公民意識。

香港2.0，台灣3.0

Peter Parker被蜘蛛咬成了蜘蛛俠，香港也因為Uncle Ben和Aunt May的照料而基因變異。這並不代表Peter Parker不再是Peter Parker，這代表的是Peter Parker又能做記者，又能拯救世界。香港吸收和混合了多元文化而升格為「香港2.0」，有自己的社會經驗和身分認同，也就不再是一個普通華人移民城市，而是處於中國地理邊陲的國際大都會。就算香港人口組成之中有大量從中國南來的人，與這種克里奧爾——折衝調和——混合為一的城市發展脈絡毫無衝突。

因為就算這一代或上一代也是從中國走難而來，都不等於他們就非得承認是中國人不可。自公元十世紀起，東南亞峇峇華人的祖先就開始遠赴南洋經商。到了六百至八百年後，他們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大舉湧入曼谷､馬尼拉等地，與當地女人通婚繁衍，學習當地語言，融入當地風俗。最終，他們保存的華夏文化所剩無幾，連中文字也不認識，可說是已經落了別處的地，生了別樣的根。就算他們還會顧念淵源的說自己來自中國，講得出籍貫名稱，面對現實政治，例如印尼政府禁止國內公共地方出現中文字時，他們卻是堅定地以印尼人自居，將「身土不二」與印尼扣連，不覺得中文必須保存。香港人當然重視正體中文，但移風易俗方面確與峇峇華人經歷非常相似，差的只是變異的幅度。

同理，台灣雖有它懸而未決的歷史和政治問題，但它確實經歷過了其他華人和中國人沒有經歷過的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專制時代，跟香港人和東南亞華人一樣，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如果香港是2.0的香港，在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上，台灣就必然是3.0的台灣。就算像眷村老兵一般是在國民黨退守台灣時到達台灣的，沒有被日本統治的生活經驗的，他們也因為與台灣共存而接觸到台灣文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台灣文化影響。這個台灣文化，已經是一個摻雜了日本文化的新台灣文化，跟所謂文化中國一樣。它每時每刻都在吸收養分，準備蛻變，沒有停止演進。

台灣人之所以對「平反六四」的號召並無強烈感覺，就是因為它在台灣人心目中不算甚麼要事。它只是一件在中國發生的人道慘劇，在中國還是在阿拉斯加，對台灣人而言也相差不多。天安門事件如果也是一棵大樹，那就是一棵植根在中國的大樹，它落下的葉，留下的腐殖質，大部分都只會跌在中國，而非全球華人的泥土之上。

混血王子，香港離心

被中共統治的中國人自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巨輪。他們或許會因應天安門事件而變得犬儒，又或是變得激進，但他們的歷史巨輪不會壓傷台灣。台灣人的歷史巨輪，有自己的歷史要處理。到了十年八年之後，今日的向日葵學運無論是成功抑或失敗——台灣因為抗爭得法而戰勝專制還是因為避免鎖國而被鎖進中國——都會化作春泥，融入台灣土地，成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歷史，使台灣更加台灣。這是台灣要捲過去的一頁。即使台灣人和中國人因為經商､旅遊甚至姻親關係而接觸，他們仍然不會輕易受對方國家觀和身分認同動搖。兩地的分歧只會隨時間而擴大，而不會因為往來頻密而突然接軌。

香港人和台灣人想將港台已經克里奧爾化的現實放上臺面，要破釜沉舟，投身博奕，竟功要比外籍華人艱難百倍。ABC可以只知美國憲法和獨立戰爭歷史，拋卻中國國情和唐宋盛世，而CBC也可見楓葉即思鄉，視熊貓為一種普通不過的物種，因為今日中國不視這批華人為禁臠，沒有非接管過來的決心。外國後生一代，更可卸下生於何地，長於何地的爭議，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去看待國族問題——不站在美加和中國的分界線上思考，而是直接向世界公民和普世價值看齊。

種族不是一個科學而理性的分類方法。以膚色劃分人種，所引致的惡果已經有目共睹，納粹德國鼓吹優生學，以日耳曼人為高等人種，而猶太人則是低等人種，導致種族屠殺，整段歷史最後成為了殷墟之鑑。縱然膚色和人種始終有其難以撇除的象徵和社會意義，華人旅居異地也始終無法與「中國性」劃清界線， 但國族身分，始終是可以按自己意願來選擇的。香港是混血的王子，還是沒人憐愛的油瓶仔，完全取決於香港人夠不夠自信去打倒大中華膠，學習台灣建立本土論述，高舉自己的香港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