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林保華
博訊2006年08月09日、開放雜誌8月號、本連線評論員齊建國修訂。
八○年代初中英兩國政府在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堅決不讓香港人參與，以免造成“三腳凳”，排斥了香港的民意。但是香港人始終是尊重多元的價值觀，即令親中人士把香港分裂為“共產黨”與“反對派”兩個角色，但是作為“眾人之事”的 政治始終還是出現多元化局面。最近香港出現的“三太”演義就是最好寫照。
話說自從中共政權突發奇想拉下“江握手”的傀儡特首董建華而欽點“港英餘孽”曾蔭權在去年七月一日出任傀儡特首後，香港政壇就出現“中間親中”的第三勢力，立時使被董建華排擠的公務員士氣大振，連九七過渡後為保持晚節掛冠而去，在澳洲乘桴浮於海的前保安局長黎慶甯也回港效命。而黃錢其濂早已退休的前衛生福利司司長黃錢其濂也出書回憶九七，並要曾蔭權向她學習。一時之間，“公務員黨”呼聲四起。
但是香港不論甚麼黨，最威還是處於地下的中國共產黨，因為它是一切權力的來源。所以曾蔭權上任第一傑作就是讓政改方案流產而拒絕訂出普選時間表，以取得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然而面對香港的政治現實，曾蔭權又不能完全滿足土共對權力的貪欲，因此來自左耳的雜音不斷。
然而如果認為“公務員黨”也是鐵板一塊，那不但違背香港人崇尚民主自由的原則，也不合擅長內鬥的中國人的國情。因此在去年十二月四日香港二十萬人上街爭取普選權利時，被董建華“打倒”的前政務司司長，也是現任特首曾蔭權的老上級陳方安生突然現身在遊行隊伍，如同驚爆一樣震撼香港政壇。看來，曾蔭權二○○七特首之路不那麼平坦了。於是各路“探子”四處打探，其中不乏來自中國，以各種面目出現的探子。
其中最緊張的自然還是曾蔭權，於是他夫子自道說，如果他退休，一定離開香港，暗指陳太留在香港干涉他的內政。而更意外的是五月二十日，曾、陳秘密現身澳門，以致有曾蔭權密會陳太打探她是否參選特首之說。後來澄清是舊行政局成員敍舊。選擇在這個敏感時刻離開香港碰頭，鬼相信只談風月。但是即使談政治，這些政壇老狐狸又豈會坦誠相對？
曾蔭權緊張，有多種原因：第一，陳太的民調一直高於曾蔭權；她的四萬（麻將中的“四萬”就如一副笑臉），自然比曾蔭權的“煲呔”（領結）更顯得親民。另外，陳太有以前公務員中“手袋黨”的班底，有些雖已退休，一樣可以復出，何況有的還在特首底下擔任要職。此外，陳太這次復出事先有去年十二月就表示即將成立的以大律師與專業人士組成的公民黨的配合與支持。這些對曾蔭權形成威脅。
今年七一大遊行前後，媒體聚焦於陳太，最主要要瞭解她是否參選。陳太以“見步行步”使人們陷於“不可知論”，但繼續掌握主動權。然而好景不常，半路突然殺出一個程咬金。這是穿金戴銀的程咬金，也是分屬虛幻飄渺公務員黨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此姝在九七後接黎慶甯的班，掌管解放後香港的“無產階級專政”大權，自然是中國與董建華所器重的人士，因此雖然也是女流，而且出身富家，始終未與手袋黨 “同流”而保持她的“葉劉”。果然她也不負黨望，在二○○三年為制定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國安條例中，鞠躬盡瘁，壯烈殉港。她是僅次於董建華的民憤極大者，因此董建華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而將她犧牲。離職之日，親中人士如喪考妣，大舉歡送。所以不少輿論已經指出，葉太的復出只是時間問題。而葉太也的確有一番沉潛的功夫，一飛就飛到美國的史丹福大學進修而幾乎被人遺忘。而正當香港人準備七一大遊行，人們關注陳太是否再次出來遊行時，葉太也破門而出。
葉太善用媒體。六月十九日，星島日報頭條是“史丹福苦學三年體悟港政治困境，葉劉淑儀返港推動民主”。把她的復出冠以“推動民主”，顯然要區隔當年賣力推銷專政的惡劣形象。是不是經過美國三年的教育，她已經大徹大悟，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人士”？七月三日，葉太在香港各大報章發表她在史丹福的碩士畢業論文“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現在與將來”，儼然是美國名校批准的香港未來之路。具有豐富從政經驗的葉太，一方面聲稱二○一二年可以普選，卻又鼓吹兩院制，也就是普選是一院，原來小圈子選舉的功能團體是另一院，這就將功能團體永久化。因此論文等於是她的施政綱領，立刻獲得親中政黨與親中人士的一片喝彩，他們甚至聲稱要吸收她入黨，有的更表示她可以做親中人士的“共主”。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政壇形成“三太”（煲呔、陳太、葉太）競逐的局面。而葉太動作的頻繁更使人側目。她立刻組織班底，在七月十八日成立“匯賢智庫”，自任理事會主席，部分成員是她的史丹福校友，顯然她要充份利用該校的光環為她的仕途鋪路。鑒於陳太曾經在香港電台的“公民社會”上發表網上日誌，宣傳她的政治主張，引發特區政府不滿，因此葉太也在亞洲電視開咪進行對抗。
在葉太緊逼下，陳太也不甘落後，七月十九日在外國記者協會發表她的“民主宣言”，宣佈籌組一個八至十人的核心小組，為香港落實普選制訂具體建議及策略，推動及監察民主進程。雖然陳太的理念比較接近民主派，但是民主派對她的態度有分歧，除公民黨支持外，比較草根性的民主派並不太支持她，認為她“忽然民主”，與草根民眾也沒有打成一片。
葉太出山為了甚麼？有說參加二○○八年立法會選舉，但是後來也有人說，她也可能參加二○○七年的傀儡特首競逐。以葉太的資歷，以中國對她的信任度，她要競逐二○○七年的傀儡特首也不是沒有條件，至少是二○一二年。這樣就形成“三太”競逐的局面。
相對“兩太”的煲呔，他的智庫策發會早就成立，而且搜羅各界人士，包括民主派人士。明明是作為花瓶，但是還引起親中人士吃醋而“倒曾”，迫使煲呔公開宣稱向他們一邊倒的“親疏有別”。然而也因此該組織很難發揮作用，面對“兩太”的挑戰，應對無方。
但就在政局亂紛紛的時候，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推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銷售稅）的諮詢文件。政府建議把銷售稅率定為百分之五，日後香港人無論購物、坐巴士、看醫生，亦要多付百分之五的稅項。香港人外遊若購物滿三千元以上，返港後亦可能要繳交銷售稅。這個重大改變引起香港人極大的不滿，群起洶湧。民主黨民調有六成香港人反對。於是唐英年說不推銷售稅不要緊，鼓勵討論才是主菜。那不吃飽撐的？
亂局中，末代港督彭定康也蒞臨香港。雖然他的目的只是推銷他的書多賺幾文錢，但是碰上敏感時刻，被問及“三太”演義，只能學習毛澤東的“端平一碗水”，不願表示意見。但是他還是對事不對人的強調香港應儘快達至普選，甚至可作為中國民主發展的一個試點，此言一出，立即刺痛親中政客而開展革命大批判，忘記彭定康曾代表歐盟向江澤民捐款而已經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莫非胡錦濤時代要重新捐款？彭定康還說銷售稅養肥政府苦了窮人，使香港特區傀儡政權也不是味道。
且不說彭定康是純種盎格羅薩克遜人，“三太”也是他們培養的官僚，雖然愛國不分先後，然而根據解放前三年決定階級成份的原則，他們的英國血緣怎麼都洗不掉。唐英年家世雖然是愛國資本家，但是不但當年是逃避中國共產黨來香港，也如中國共產黨已故毛主席分析的，他們也有兩面性。因此上述五人既非純種香港人，亦非純種中國人。他們在這個時候作亂，豈不是五胡亂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