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維漢關係的變遷及癥結

新疆維漢關係的變遷及癥結

2013年5月27日吐爾文江·吐爾遜

1949年以後，新疆的維漢關係隨着中共的民族和邊疆開發政策起起落落。而近年來，政治上的不信任，行政管理缺乏法治基礎，激勵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機制的缺失，以及漢文化的傲慢，都直接加劇了維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2008年6月，新疆喀什，北京奧運火炬傳遞現場的維吾爾族婦女

新疆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因素是族群關係，而在族群關係中影響新疆的核心又是維吾爾族和漢族的關係。維漢關係基本決定了新疆的社會發展走向，新疆其他各民族與漢族的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對新疆政治、社會的影響不說是可以忽略不計也是影響甚微。正因為如此，新疆的維漢關係問題長期以來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新疆維漢關係概況

新疆的維漢關係之所以在新疆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與維吾爾族、漢族在新疆的地位有重要關係。從人口數量來看，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新疆總人口約為2200萬，其中維吾爾族約為1000萬，漢族約為880萬，如果算上在新疆的漢族流動人口，兩者數量差不多。從分佈上來看，維吾爾族、漢族是在全疆幾乎任何一個縣都有人口分佈的兩個民族，而新疆的其他民族基本上都是聚居或散居在若干個地方。維漢之間在教育、就業、商業、行政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廣泛的接觸。從政治因素來看，新疆是維吾爾自治區，國家從法律上保障了維吾爾族的政治權益，自治區主席、6個地區（市）的專員（市長）、近一半的縣長是維吾爾族，在自治區各廳局、地縣的各部門中有大量的維吾爾族官員和幹部；而漢族作為國家主體民族，在政治上具有統治地位，新疆從自治區到各地縣的黨委書記都是漢族，各級黨委、政府中的要害部門如組織部、發改委、財政、公安等的正職也都由漢族來擔任，維漢之間存在着廣泛的政治權益上的博弈。從社會矛盾來看，新疆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在發生的大小數十起不同類型的社會衝突事件中，當事雙方基本上都是部分維吾爾族和漢族主導的政府。

認識新疆的維漢關係必須要從多元、多維的視角去看。新疆的維漢關係存在着地域、階層、語言背景、交流程度等的差別。地域上，哈密、吐魯番、昌吉等地的維漢關係與喀什、和田、阿克蘇等地有很大的不同，這與每個地區維漢人口數量有關，也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開放程度有關；階層上，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商販等不同身分的群體無論是在維吾爾族中還是在漢族中對於維漢民眾的認識都有差別，與維漢的交往關係也不一樣。事實上，維漢關係比較疏遠的並不是農民而是維漢中的精英群體——幹部和知識分子；維吾爾族中有部分人員自小學起在漢語言學校接受教育，在新疆俗稱他們為「民考漢」。由於他們精通漢語，了解漢族文化，在受教育過程中與漢族接觸多，有許多漢族朋友，因此與漢族的關係比較理性和平和；維漢之間的交流程度也對彼此關係有很多影響，許多對維吾爾族或者漢族持嚴重負面偏見者其實和對方幾乎沒有什麼來往，也根本不了解對方。而許多維漢混居社區的民眾在長期生活過程中，雙方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了解對方的習俗、想法等，因此不僅彼此關係較為融洽，而且對整體的維漢關係認識比較客觀。

維漢關係的歷史變遷

新疆的維漢關係在時間跨度上有明顯的不同。從建國到現在，新疆維漢關係存在明顯的變遷過程。從大的方面來看，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0年至1979年。現在許多人包括不少專家都認為這個時期是新疆維漢關係最好的時期，認為那時民風淳樸，維漢關係融洽，族際衝突和暴力事件罕有。應該說，這個時期維漢關係是許多特殊因素造成的。首先，1949年後，維漢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維吾爾貧苦階層普遍獲得較多權利和利益，對漢人新政府充滿好感。其次，民族政策的效應。49年後，國家開始在新疆實施民族政策，包括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培養維吾爾族幹部、專業技術人員，促進經濟發展，建立一系列工廠、企業，培養大批維吾爾族工人，促進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第三，當時階級鬥爭的政策強化了身分的階級屬性，淡化了民族身分屬性，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階級間或政治立場間的爭鬥，而不是民族間。第四，當時新疆的漢族人口數量並不多，兵團的屯墾地都遠離維吾爾社區。第五，在當時的政治高壓環境下，宗教被作為「封建迷信」、「四舊」而被禁止。伊斯蘭教對於維漢的民族分界功能被限制。第六，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在平均主義和計劃經濟的作用下，在維漢民族間表現出的是「貧窮的平等」，維漢間不存在利益和分配上的不平等與爭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維漢關係比較好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直接關係，並不具備廣泛的借鑒意義。

第二階段，1980年至1989年。中國結束了動亂的時期，步入改革開放時代。我個人認為這一時期也是新疆社會發展的「黃金十年」。這一時期的維漢關係開始發生變化，總的態勢是「維強漢弱」。漢族民眾普遍害怕與維吾爾族發生衝突，如果維漢衝突，在行政措施上會偏向維吾爾族。影響這一階段維漢關係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重新落實了民族政策。其次，政策對於在文革中受到壓制的維吾爾人表現出補償性，維吾爾族在教育、就業、幹部任用等方面受到優惠。第三，宗教全面恢復，到1989年，新疆擁有的清真寺數量已經超過中東任何一個國家，這一點對以後的新疆維漢關係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個階段維漢關係雖然開始出現裂痕和衝突，但總體還是不錯的，維漢之間的交流包括私人間的交流都不少，對於對方的印象基本屬於中性偏正面。

第三階段，1990年至2009年。 1990年 4月在新疆發生了巴仁鄉暴亂事件，這是新疆民族關係史上的分水嶺，從此以後，新疆維漢關係開始進入緊張、割裂、衝突的時代，一直到7.5事件發生。這一時期當局對維吾爾人開始採取強硬態度，總的態勢改變為「漢強維弱」。在維漢衝突中，行政措施開始偏向漢族。維吾爾族在許多方面受到來自政策的壓制。影響這一階段維漢關係的因素包括，首先，在政治上維吾爾族不被信任，許多重要部門的領導都換成了漢族幹部，維吾爾族在辦理護照、加入軍隊等方面面臨有形或無形限制。其次，經濟上國家進入市場經濟時期，新疆的大量國有、集體企業破產，其中的大量維吾爾族工人下崗失業。第三，維吾爾族的國內形象發生改變，在漢族民眾中被污名化，在國內旅行、求學、經商包括機場安檢等都受到歧視性待遇。第四，國內人員和經濟流動增強，大批漢族居民進入新疆，在經濟利益上與維吾爾族產生競爭，擠壓了維吾爾族的生計空間。第五，市場經濟體制改變了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就業模式，而新疆的經濟發展又落後，加之新疆的教育水平不高以及維吾爾族在語言、環境等方面的條件所限，維吾爾族從普通青年到大學生在就業方面和漢族相比處於劣勢，失業率很高。第六，在維吾爾社會面臨限制和不平等的現實下，宗教的精神救濟影響開始凸顯。伊斯蘭教及其思潮對於維吾爾族的影響愈來愈大，強化了民族邊界。這個階段維漢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雙方的心理距離愈來愈大，物理距離也開始變化，在一些維漢混居城市，雙方都在離開對方佔多數的居住區，向本民族居住區集中。維漢私人間的交流愈來愈少，在部分地區或領域私人交流很罕見，對於對方的印象普遍歸於負面。

第四階段，2010年以後。中共中央在新疆召開工作座談會。新疆新的領導人以及新的政策的實施，遭到嚴重破壞的維漢關係逐步修復。影響這一階段維漢關係的因素有：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對維吾爾族的強硬態度在改變，倡導的原則是「漢維平等」，提出尊重差異，更加強調講法制。其次，新疆出台一系列民生政策，解決維吾爾社會的困難和訴求。

新疆民族政策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民族政策在新疆的實踐過程中，對於促進維吾爾族的進步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主要表現在：

政治上，對維吾爾族缺乏信任。首先，目前新疆沒有一個維吾爾族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也是寥如晨星。重要的部門的正職如組織部長、公安局長、財政局長、發改委主任從自治區到縣一級沒有一個維吾爾族。其次，維吾爾族即使被任命為主要領導也缺乏實際權力，使得維吾爾族感覺遊離於權力之外，在政治上被邊緣化。比如所有維吾爾族擔任縣長的政府裏都有一位漢族的常務副縣長，縣政府的行政大權基本都在他的手裏。在重要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維吾爾族幹部很難參與，更不用說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第三，存在着顯形或隱形的針對維吾爾族的不公平政策或規定。如重要崗位的領導任用和要害單位的人員錄用不敢用維吾爾族，辦理護照時，出國旅行時維吾爾族比漢族居民需要面臨更多的審核以及提供更多的資料。第四，缺乏傾聽維吾爾族聲音，民主協商的機制，壓制維吾爾族幹部、知識分子表達利益訴求的權利。對於維吾爾族幹部、知識分子關於本民族的發展、權益的正當要求以及對於政策的不同看法，往往扣上一個「有民族情緒」的帽子，造成他們在公開場合要麼說一些套話、空話，要麼就不說話。

社會管理方面，維穩政策缺乏法制基礎，往往採取違法的手段去打擊維吾爾群眾並不違法的行為。如喀什、和田對於留大鬍鬚、婦女蒙面紗採取辦學習班、罰款、取消低保、收回承辦地等強制性的措施，雖然解決了表面現象，但並沒有解決實質問題。群眾並不信服，認為我又沒有犯法，憑什麼處理我？有些地方甚至將不允許蒙面擴大到不允許婦女戴頭巾，引起維吾爾族群眾的強烈不滿。

經濟上，缺乏有針對性的增進維吾爾族經濟活動參與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的政策推進措施。造成維吾爾族整體經濟參與程度較低，就業率低，收入水平低。對維吾爾族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力度不足，缺乏全面、系統適應市場和產業需要的職業技能培訓，缺乏鼓勵企業吸納少數民族勞動力的導向政策，大量的維吾爾族農村剩餘勞動力無法向城市、向產業充分轉移，導致維吾爾族中缺乏產業工人階層，無法分享工業化發展的成果。

文化上，漢文化的自大和傲慢思想嚴重，對維吾爾族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支持。維吾爾族文化由於人口數量以及經濟和市場發展程度的制約，很難完全自我發展繁榮，必須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目前的現狀是政府沒有去支持，如維吾爾族中現代通俗文化類型嚴重不足，沒有有影響力的唱片公司，流行歌手小打小鬧，電視台節目單一，十幾年沒有一部反映維吾爾族社會生活的連續劇等，造成維吾爾族文化無法向現代化發展。雙語教育是維吾爾族社會現在最為關注的問題，維吾爾族並不反對學習漢語，只是擔心現在的教學模式會造成民族文化的消亡，希望能對教學方式調整。但是當局不願理解維吾爾族的憂慮，認為民族文化是保守、落後，使用民族語言不利於社會競爭。

（作者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來自: (陽光時務) 原文連接：http://www.isunaffairs.com/?p=17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