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2006 年 5 月 14 日

兩周前在這裡講姬達和麥理浩的妙配，符合中國道家的陰陽哲理，一些朋友很感興趣，紛紛來詢，談論了一點管治的藝術。

姬達出身皇家空軍的武官，麥理浩是牛津大學畢業的文人，以文駕武，姬達主掌廉署，在警隊裡掃黑，手腕強硬，惹起兩千多名警員衝擊廉署行動組，麥理浩頒令大赦，從此香港的廉政上了軌道，文張武弛，這才叫和諧。

英國殖民地管治的這套道家功夫，日本人也一早學會了。日本人管治台灣，由第一任總督武將樺山資紀開始，就在台灣血腥屠殺，鎮壓台灣山地人的反日活動。樺山資紀之後，日本政府覺得鎮壓得差不多了，改用兒玉源太郎上任，準備以台灣為基地，修飭建設，以便南進太平洋。

兒玉源太郎當了台督，任用了一個生物學家後藤新平掌理民政，也就是相當於布政司。後藤招降抗日分子，聲稱讓他們在森林割據一地，衣耕自足，準備推行懷柔政策，締造「和諧」。豈知兒玉總督的部下全為武官，不聽後藤的建議，把歸降的抗日領袖林少貓、簡大獅等殺光，台灣人覺得上了日本人的當，反日之心更烈。

此時後藤新平以學者的識見，向總督提交「台灣統治救急­案」，運用他的生物學科知識，先整頓全島的清潔�壎矷C­台灣多瘴厲瘟疫，後藤拓展�壎舠虼|，清查土地和山林的業權，興辦鐵路、港口、污渠，並進一步把鹽、煙草、蔗­糖、樟腦等天然產業，交給日商和歸順日本的台商販賣，­並積極拉攏台灣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揚文會」，邀請文人「共襄時政」。

後藤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不但吸引了日本資金來台投資，還扶助了台灣辜顯榮和辜振甫一族等的本土企業家，把台灣由甲午戰爭後的一個部族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企業社會。

日本接收台灣之初，頭七任總督，任期很短，都用武官出任，但武官只知清剿反抗者，不懂產業建設。兒玉當總督的時候，甚至採用了商鞅和秦始皇的保甲法，撒下嚴密的監察網，以十戶人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著令人民互相監視和告密反日活動，並抽集壯丁，調任日軍。後藤新平卻把保甲制用於調動人口建設橋樑、維修道路。同一套保甲制，在武官的手上，成為反制民間抗日力量，製造白色恐怖的武器，由文官來使用，則調動人力建立投資環境，反而事半功倍。

同一套制度，視乎如何使用，以及如何運用。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這一對文武搭檔，即類同麥理浩和姬達，一個唱黑臉，必須有另一個唱白臉。保甲法的制度，就像英治殖民地時代締造的審計署和廉政公署，用在智者的手中，確立公正的遊戲規則，可以建設清明的社會；用在後來的人手中，則審計署或廉署，則可以變為打擊政敵的「東西廠」，公信力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管治出事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為甚麼在一九九七年之後，這些機構的威信一一消退？除了所謂「港人治港」，能力不逮，行政管理的心術，過於急功近利，尤其是兩年任期，一切要向「阿爺」付力交心，大制度的性質出現「禮崩」，小制度隨之而「樂壞」，大勢所趨，自屬必然。

無論是麥理浩和姬達，還是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管治殖民地，權傾一方，深得宗主國信任，無論日皇還是英國首相，都撒手放權不管。用人勿疑，則總督私心不二，為帝國的利益盡忠，文武兩把刷子，相互配合，並無勾心鬥角。武將和文官，看法橫嶺側峰，當然都不一樣，如果一樣就不會相互制衡了，但最重要是彼此相互信任。管治殖民地，日本師法英國，甚得英國讚賞。一九○二年，英日兩國締結同盟，共同防範日益強盛的帝俄，並在東京舉辦兩國貨物貿易的博覽會，英國當年推崇日本：「日本不僅具有殖民能力，而且擁有特殊知識，能適應各種殖民形態，各國應派員到台灣視察，並學習日本將野蠻島嶼開發成功的實例。」

本欄無意為英日殖民主義塗脂抹粉，惟因中國政府內心也相當懷念英治香港時、尤其是麥理浩時代的繁榮和安定。出於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又慣於把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管治一棒打為罪惡，日本管治台灣的五十年史，中國人社會沒有甚麼人感興趣，只知空談中華文化如何輝煌，而未知道家的陰陽之道，雖然為中國始創，卻在英日的殖民管治藝術之中大放異彩，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此之謂也。

隨手拈來一例：主管教育的兩名高官，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與常秘羅范椒芬，俱為性格剛烈不肯認輸的強人，如何能有效推銷「教育改革」？「教改」多年，演變為李羅一方，與立法會和教師界的罵戰，此即董建華用人之不諳道家陰陽之術，麥理浩和姬達、兒玉與後藤，成功的先例擺在那裡，就是不肯學，這只是管治術其中一環而已，中國和董建華大概以為統理香港很容易，只須「祖國支持」、推動中港一體化、扼殺民主訴求便可，結果搞成今日的「社會深層矛盾」，無法解決，今日之高官，仍多喜流連馬場，拉頭馬、品紅酒，成為精神貴族，如此「港人治港」，亦堪喜賀。

姬達與麥理浩相繼逝世，象徵香港品牌之一去不復返，讀史觀世，落日盈窗，至此大可呷一口清茶，作壁上觀，樂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