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2005 年 6 月 26 日

曾蔭權爵士填寫特首報名表，在「職業」欄下填上「政治家」（Politician），被親中政黨和民主派抓住嘲辱一番，指曾爵士自稱政治家，尚未有資格。

曾特首上臺即倡言「強政勵治」，強政就是要營造強勢。自稱政治家，在中國小農文化之中，確實不太恰當，因為「政治家」是西方名詞。中國社會是家天下的君臣制，皇帝之下最高的宰相，亦不過是家奴的總管。戰國之後，中國社會出現「君、臣、民」三大階層，韓愈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意思就是：人民的職責是從事經濟生產，皇帝的權力是指揮人民怎樣「搞活經濟」，而宰臣官吏，只是「行君之令」，執行皇帝天子的指令。凡違背此一原則者，韓愈說則「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屬於「滅其天常」之舉（見《韓昌黎文集．原道》）。

英文無論甚麼Politician還是Statesman，指民主制度的範式大前提（Paradigm）之下的人物：羅斯福、邱吉爾、戴卓爾夫人、彭定康，都可算政治家，凱撒大帝、伊利沙白一世、拿破崙等均不算。政治家雄圖偉略，能獨當一面，中國歷代的名宰相如李鴻章，最多只是「行君之令」出色，夠不上政治家的資格。

然而中國歷代有沒有近似羅斯福或邱吉爾之類現代氣質的政治家呢？只有為宰臣而不盡甘服，在中國式君臣家天下的金鐘罩內難得地表現了獨特個性的一面。而又不必橫死非命的，就是政治家。以此為標準，我認為中國三千年來的政治家有三人：曹操、曾國藩、鄧小平。

這三個人的特徵，是膽子夠大、行事冷靜，對國事世情有自己一套看法，而且敢有欺君之心。曹操篡漢，把漢獻帝晾在一旁，固不必說；曾國藩為清廷殲剿太平匪亂，竟敢私改「忠王」李秀成的供詞，重用其弟攻取「天京」，把洪秀全「天王府」的財寶劫掠一空。鄧小平則在毛澤東的淫威之下頂撞江青，一手葬送了共產主義經濟。這三位人物，是最類近現代意義的中國「政治家」，如果遭到滿門誅滅，玉石俱焚，為中國的帝皇朝代陪葬，不算英雄，難得的是三人都有難得的個性，皆有非凡的權術謀略，都懂得欺上瞞下，而且都得以善終，這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家。

曾蔭權自報政治家，本來一點也沒有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並無不可。但在專門「槍打出頭鳥」的小農中國，則是犯了天條，自有大量的中國式小人向上奏本打小報告，指只有中共歷代領袖才配享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一類的「封諡」。曾蔭權爵士的「中國人意識」（Chineseness）不足，要學做一個純淨而及格的「炎黃子孫」，看來還要「活到老，學到老」。

然而，既然填得「不合國情」，畢竟也是小事，就像吹口哨一樣，曾蔭權爵士如果有心維持強勢的行政主導，對於華文傳媒的喧鬧起哄，其實不必「回應」。曾爵士可以學清初紀曉嵐遇上乾隆來訪的「老頭子」事件，以中國小農社會的標準，所謂政治家，指的是「行政」之政，「管治」之治，殖民地四十年打滾官場，稱任有餘。至於「家」呢？古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曾蔭權活到六十歲，成就只限於有一個敦睦的好家庭，老婆賢慧，兒子在英國學醫成材，只修到「齊家」的一級，「治國平天下」嘛，那是溫總理和胡主席的功業。「強政、勵治、齊家」，就是我曾某目前的成就和願望，所以合稱為「政治家」，絕對無意挑戰「中央」的權威。

咬定這一套說法，就可以秘密向北京解釋，以當前胡溫的蜜月期信任、絕不會因申請表「政治家」三字而聽信土共的小報告，而懷疑曾爵士有「篡黨奪權」之意。中國政治雖然惡毒而兇險，有清一代，從紀曉嵐到韋小寶，卻也有衣錦榮歸的聰明人。曾先生又馬上改為「公僕」，略嫌又太過急進了。

因為正如吹口哨一樣，這些行為習慣的小枝末節，不像「八萬五」，即使錯了，也不會對社會造成危害，反而香港仔本色，更易得到香港人的認同。例如警告不可做「二五仔」一詞，出自曾蔭權之口，香港人只會覺得「同聲同氣」的親切，是上海商人老董這樣說，香港人會大為反感，這就是曾蔭權身為「辦公室港男」的形象典型，歪打正著的優勢。這一類小趣劇，發生在曾蔭權身上以後還會很多，若一一「回應」，淪為馬寶道街市式的喧鬧未免有損「天威」。

一個高貴的人，與周圍的一干低下之眾，不必就一些無聊的指摘而建立對話。彭定康在香港時，被中國辱駡為「千古罪人」和「妓女」，何曾「澄清」、「回應」過半句？等後來與好友丁布比的BBC訪談之中，才說了一個字：「垃圾」（Gabbage）。這就是國際級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