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2005 年 10 月 20 日
諾貝爾經濟學的兩名得獎人，發揚研究了著名的「博弈論」（Game Theory）。「博弈論」是什麼？我不是數學家，自然不敢在經濟學大師張五常面前胡說八道，但「博弈論」以數學為基礎，可以應用在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企業商貿等眾多日常生活的範疇，好像一根蘿蔔，球莖 埋在地底，是營養最豐富的部分，露在地面的，只是幾塊葉子。我是經濟和數學的門外漢，蘿蔔如何有益，我沒有資格發言，不過欣賞一下地上的幾塊青綠的蘿蔔葉子，恐怕還可以。
「博弈論」這個名字太深奧，Game反而很顯淺。今天日常的語言，有許多新詞彙，都來自「博弈論」，例如「爭取雙贏」、「零和遊戲」、「不按牌理出牌」、「打經濟牌」等等。「博弈論」之偉大，在於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性而文明的大前提。人際關係和國際舞台，不可以再講「鬥爭」，而是強調「競爭」，古羅馬的鬥獸，黑社會的開片，毛澤東的階級暴力革命理論，在「博弈論」面前都顯得野蠻而無知，這個世界自從有了博弈論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包括中共和北韓，都逐漸加入博弈的循環。
一個博弈的世界，再激烈的衝突都是一場遊戲，或者是一場球賽。美國和蘇聯不必是死敵。而是一對「參賽者」（Player）。Play，除了上海人說的「白相」，廣東人說的「玩o野」，同時 也有「演戲」的意思，當天大的爭鬥，不過是趣味盎然的戲玩人生的一場場棋爭，世界的許多紛爭就可以和平解決。博弈論的發明人納殊，豈止是數學先驅，還應得諾貝爾和平獎。
博弈的前提，是不論多激烈的矛盾，敵對雙方都必須依照一套彼此認同的理性思維來辦事，因為理性，所以對方下一步棋如何走，就可以合理推測。中國的出口貿易強勁，紡織品大量衝出歐美，博弈的應對，是迫使人民幣升值，然後誘使投資者另覓印度之類的勞工市場。
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最可貴之處，在於香港是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上唯一的博弈場。在這裡，不同的政見可以並存，官司糾紛可以訴諸法庭，即使十九世紀的一位港督，出現了桃色糾 紛，私下解決，也採用「決鬥」（Duel）方式。決鬥是兩名男子各提著手槍，背道各走十步，仲裁一聲令下，回頭開火，不得偷襲暗算，不也是一種博弈嗎？雖然是殖民地社會等級森嚴，最要緊有法可依，有規可援。法律有漏洞，可以鑽進去，但大前提是必須承認法律的地位超然。
當香港早已進入博弈的新天，中國還處於弱肉強食的暴力世界。慈禧太后跟一名小太監下象棋，小太監進攻連連，棋藝甚精，得意忘形，說了一句：「老佛爺小心，奴才的車，可要殺老佛爺的馬了。」慈禧太后大怒，掀翻棋盤，大罵：「你殺了我的馬，我殺你一家子！」下令把小太監活活杖斃。慈禧為什麼發火，因為她聽見一個「殺」字，大逆犯上。在她的辭典裡，一個「殺」字的意思只限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一個動作，她 完全不明白象棋只是一個遊戲，象棋只是一場虛擬的符號戰爭。一個國家由一個如此無知的女人獨攬大權，不敗亡，是沒有天理的，因此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讀歷史的人看到這一節，唯一的遺憾，是聯軍的司令沒有把慈禧太后生擒處死，被她逃到熱河，悠閒地吃著窩頭。
香港之珍貴，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懂得博弈的城市。雖然香港人很貪小便宜，擅長「搏懵」，但不論如何「搏懵」，也必須服從博弈這個大磁場。在馬路開車，衝紅燈是一種「搏懵」，但衝燈的時候選擇在黃燈轉換成紅燈的那十分之一秒，司機還是在潛意識中 承認了交通燈的至高權威。所謂法治，不就是博弈嗎？大律師在法庭激辯，控辯雙方都尊稱對方為「我博學的朋友」，正如美國國會的議員不同黨派，也必須尊稱對方為所謂The right honourable。博弈之下，豈無法理，有博弈，就沒有了戾氣。
中國吞併香港已八年，不斷有人提倡，香港人要放棄所謂「大香港主義」心理，與中國加速「融合」。不錯，中港兩地的經貿活動已經緊密難分了，但香港人面對中國的時候，卻一定要堅持博弈的大原則，與中國方面交手，要經常提醒對方：「奴才的車，快要殺老佛爺的馬了」，是在下棋，不是要「顛覆國家」、「推翻共產黨政權」，雖然當慈禧最終了解下棋是下棋，不是造反的時候，慈禧暴戾而愚昧的人格早已經自我顛覆了。香港人遵守遊戲規則，願賭服輸，感謝殖民宗主國，為香港帶來了普通法，帶來了法庭的辯論，為香港的馬迷帶來了賽馬賭博，令香港的馬迷明白，馬會電腦決定的派彩是公正的計算，賽馬一旦出現人為的造馬，練馬師和騎師都會受懲罰。
董建華治港八年，正是不明博弈之理，逐步蠶食了香港這座博弈之城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雖然奢言「改革」，但他不明白英國人留下的一套社會博弈論的底蘊精神。彭定康臨撤出時，為什麼下令廉署檢控星島集團的老闆胡仙？因為這是精巧的博弈陷阱，他看死了他的繼任人只會用中國式的人情後門思維來應對，不懂用下棋的技藝來拆招。 結果是法治受到破壞，香港的國際聲譽失色，放了一個胡仙，董建華付出慘痛的代價，能怪彭定康惡作劇嗎？怪自己像慈禧太后那麼蠢好了。
歐美對中國的政策，是「交往」（Engagement），把中國融入全球一體化的棋局，也就是令慈禧太后明白：下棋是下棋，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必動不動就掀棋盤破口大罵。但中國文化思維之中偏偏缺少「博弈論」的基因。只有「愛國論」的狂躁，法治是葉公好龍，人治才是本性所在。董下曾上，曾蔭權的民望高，他力圖恢復英治時期的博弈精神，成功與否，雖然不令人過分樂觀。在中國人的一生中，經常會聽見「撥亂反正」一類的政治頌詞，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是學習博弈，知道什麼叫「遊戲規則」，就像一個三歲小孩進幼稚園，了解這不是一個攝影的地方，不可以哭鬧，把書包放在桌上，想小便的話，要先舉手，不是把課室當做迪士尼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