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蘋果日報》 2007 年 4 月 22 日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為香港這座崇尚MBA的「現代化行政管理」的「亞洲國際城市」，引起的衝擊，相當深沉。

        相對於「我會做好呢份工」，所謂香港精神，一點也不深奧，只是「打工仔精神」，香港只有政務官，也有律師、醫生、教師等精英，並沒有所謂「士」。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半個世紀以來，也一早沒有了「士」。有時萬一有一位前朝遺風、弘毅孤高的「士」出現了，堅持公義和真相的追求，如「沙士」時期的蔣彥永醫生和去美國領獎的愛滋病專家高耀潔，也被視為威脅「穩定和諧」的敵對勢力。香港人對於中國總理向特首訓示的「士不可以不弘毅」，覺得有點迷惑，也不是沒有理由。

        在中國文化之中，「士」不一定是高官，必須是君子，處於君主和民眾的中間，諸葛亮是士的典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劉備三顧草廬，成為千古美談。「士」到了東漢諸葛亮這一代，因為天下一統，已經不像蘇秦、張儀的戰國時代，可以游走於多個老闆之間，少了一份顧盼自雄、「東家唔打打西家」的獨立個性，多了幾分謙卑謹慎、「臨表涕零，不知所云」的孤孽悲情，諸葛亮的《出師表》，比韓非的《說難》、李斯的《諫逐客書》，之所以滿載情感，千秋動人，其實是中國的士大夫受中央集權欺壓的表徵。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士動不動就要以身殉國，是東漢之後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畸形發展。君臣父子之中的君權，自秦始皇和劉邦之後，開始走上獨斷專橫的腐化之路，士臣就越來越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出師表》列為中學中國文學課程的必修課，固然有其必要，因為中國文學沒有了諸葛亮的此一名篇，中國的儒家精神即滅燭息魂。

        但中學教師如果純以讚許推崇的悲愴態度推許《出師表》，則香港的下一代，一則香港青少年根本聽不進去，視這類教材為老土的古董；二則即使有幾個覺得「有Feel」，承傳了諸葛亮的忠臣薪火之魂，將來也不可能跟哈佛的MBA課程銜接，與一個現代化的國際行政管理社會格格不入。

        中國總理溫家寶把這套理論和名句拋唸得頭頭是道，因為以其本人的處境，有這種悲情的感覺，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預備一百口棺材」、在貪官成林「留一口給自己」的朱鎔基，中國的總理時時在一個逆境中感受諸葛亮的無力感，而且把這種悲情不時向外宣示。中國的總理時時覺得勢孤力單，因為「士」的階層崩潰了，他們沒有一個階級的依附。不論《論語》還是《出師表》，只成為一紙空文，其中的思想，漸漸成為類似古埃及象形文或拉丁文那一類的「死文字」，在六十年代唐君毅和錢穆「花果飄零」的香港，尚有寥寥知音，今日的「風水師領港」、「CEO治港」的特區時代，叫沉迷電腦遊戲、追捧日劇卡通的青少年，講這一套，怎會有溝通？

        香港的中文課程，沒有「與時俱進」，例如，教東漢諸葛亮的《出師表》，不如多教清初顧貞觀的《金縷曲》，這是作者寄贈一位被流放到東北的知識分子朋友，以詞代書，一個大雪的冬日，在北京的一座廟裡寫成的：「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經歷明代朱元璋的暴虐，清朝的文字獄，「士」的命運越來越可憐。顧貞觀的這位朋友，也是大官，得罪了皇帝身邊的小人，「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也就是說：「你想做大事，你是一個正直的人，但『篤背脊』，打小報告的人太多了，這一切痛苦，我都明白，只能夠寫給你這封信，給你送行了。」顧氏《金縷曲》共兩首，像兩條幅合璧的一張大山水畫，第一首朋友的命運，第二首兔死狐悲，慟自己的孤獨。

        第二首的下闋尤為感人：「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雪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應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這兩首詞，同期的詞人納蘭容若看見了，覺得人世間還有如此不辭冰雪的友情，淚為之下。顧貞觀的名氣比不上諸葛亮，在清代，也比不上納蘭容若和龔自珍，但優秀的文學作品，情感真摯，千古熾熱，諸葛亮和顧貞觀，都是一樣的。

        中國總理訪問日本，如履薄冰，生怕言詞有何閃失，回國有麻煩。溫家寶在日本說：「日本民間認為這次訪問很成功」，是說給國內一些不喜歡他的人說的，「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中國人內鬥十分內行，「一個制度不好，好人也做不成好事」，溫家寶先生或許是一名君子，然而中國政治，只要有了中央集權的獨才，就沒有君子的立足之地。

        香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英國人留下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但香港被中國併吞後，政治文化必然「中國化」。英國人培養的政務官，只要你做一個行政管理人，不要求你當甚麼君子，英文的Mandarin，不是「士」的意思，因為英國的議會民主制度，有一套遊戲規則，能進得來玩這個遊戲的，都是Right Honourable Gentlemen，都是君子。中國的政治官場，士大 夫消滅了，卻是「魑魅搏人、覆雨翻雲」的小人生態，特首曾蔭權和他的幕僚，在此一中西交替的關口，「我會做好呢份工」跟「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文化衝突」，英式政黨與中國外戚宦官朋黨的「環境挪移」，將如何自處，香港的社會如何回復中國的君臣父子的基因，這個過程，值得國際學者研究，無疑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