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火紅歲月

我的文革火紅歲月

陶傑

2013年8月2日

中國文革三十年，對於香港人，只要在三、四十歲之間，文革，像一團在隧道裡的火燄，漸飄漸遠，激盪着一圈漣漪般的回聲。

　　這是我的「香港文革」的記憶。一九六七年暴動那一年，我在一家跑馬地的左派「愛國」小學讀書。上學期，一切還是好好的，老師還在課堂裡口口聲聲「毛主席」、「劉主席」的呼叫，到了下學期，忽然，老師的臉孔扭曲起來，在課室裡高呼「打倒港英」，劉少奇主席變成了壞蛋、林彪副主席取而代之。

　　暴動的「紅五月」，小學搬到了北角，每天下課，班主任都千叮萬囑要小心街上的「黃皮狗」——也就是「港英」的警察——一班三十多個學生，按照地址，分成幾個小組，老師說，一旦小組裡一位同學被黃皮狗們滋擾恐嚇，必須想辦法通知其他的同學，盡快「轉移」。

　　「轉移」這個動詞很有趣，像打游擊。我小時候看的大陸電影，像《地道戰》、《游擊小英雄》，講日本鬼子推行三光政策，我們頓時都覺得有點像當了地下游擊隊，而班主任老師，就是我們的「黨組織代表」。中學時時傳來「紅色小將」們被捕的消息，因為中學生在街上撒傳單、組織遊行，遭到政府防暴隊拘捕起訴，有幾個被送到了男童院和女童院，關了幾個月，放出來之後，胸襟別着大紅花，英雄凱旋，在周會講述在「港英」黑獄裡的鬥爭風光史，把我們一批批小弟弟小妹妹們，聽得傻了眼，也恨不得一夜之間發育成長，到大風大浪中鍛鍊。

　　我在小三年級的一位最要好的同學姓張，他唱《毛語錄》的歌曲亢奮慷慨，唱得最動聽，後來被選為班長，天天帶領着小朋友唸《毛語錄》，像「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之類，那時我不明白什麼叫「事業」，什麼叫「核心力量」，七八歲的年紀，記性最好的時候，似乎應該多背誦唐詩和宋詞；小腦袋都裝儎了一大堆紅色的垃圾，長大了，才覺得可惜，但增長了一些獨特的見識，三年級的下學期，令我畢生難忘。

　　四年級剛開學，這位張小哥卻失蹤了，他當然沒有被「黃皮狗」們拘捕了，而是他的父母怕了，不想兒子繼續受這樣的教育，悄悄把孩子退學了。班主任宣布此一消息，大家嚇了一跳，他不是最紅最積極的一位小領袖嗎？老師的語氣，令人覺得我們之中出現了一個思想動搖的小叛徒，雖然這是他父母的決定，但他也承受了這份罪孽。

　　我住在灣仔摩利臣山道南洋戲院的樓上，一幢大廈全部是「愛國單位」的宿舍。南洋戲院放映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已經是一九七一年的農曆新年。戲院門堪羅雀，賣座冷清，原來是因為電影的結局，片中的女主角李鐵梅一家三代，因為當了共產黨，被日軍拉到刑場上槍斃，變成了「?家剷」。新年流流的，誰想進戲院染上一身「?家剷」的晦氣？但那時我年紀小，不知道加入共產黨幹革命，是隨時有可能會遭到「?家剷」的報應的，只記得那個叫李鐵梅的京戲女演員劉長瑜，唱的一口京腔又尖又長，只像叫口號，一身的紅衣，極為鮮艷。由於近水樓台，經常可以偷偷摸摸進戲院的超等看免費戲。「文革」那幾年，我經常在南洋戲院裡歎冷氣、看電影，想想同時有許多「愛國同胞」被黃皮狗們在外面打得頭破血流的，自己卻在追求小資產階級享受，覺得有點罪過。

　　我與幾個「愛國」家庭的小朋友組成過一支反抗港英的戰鬥小組，名叫「二三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什麼叫「二三二」？因為為首的那個小女孩，比我大一歲，她家住在灣仔道二百三十二號，在我家的斜對面。幾個小孩常在她家中聚會，她是總指揮，我們拿着一疊政治傳單，沿着灣仔道一幢幢大廈往家家戶戶的郵箱裡塞，傳單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弄來的，那時有許多地下的愛國組織用油印機出版地下報紙，傳單的內容，全部是呼籲市民及早覺醒，唾棄萬惡的「港英」殖民主義政府、迎接「毛主席」的解放軍即將對香港的解放。

　　有一次，我們在三樓的一戶人家的鐵門底下塞傳單，忽然門打開了，一個胖男人接過傳單一看，衝着我大喝：「×你老母，你個死左仔，香港就係俾你班仆街玩死?！」說着打開鐵門，作勢要追出來，我們作鳥獸散，從樓梯一直跑下大街，幸好有驚無險，我覺得很滿足，為祖國、為毛主席，我完成了任務。那是我一生唯一被人冠以「左仔」標籤的一次，回想起來，我覺得很有趣、很興奮，雖然老母給×了一次，是值得的。那一次追逐，萬一被他捉個正着，可能還送交警署，那時就禍事了，但我感到很刺激，這種童年樂趣，一去不再回來，即使我願意把老母讓出來給那個肥佬多×幾次，那麼歡樂的歲月，是一去不復返了。

　　文革時代，我的父母在某「愛國新聞單位」工作，由於像人民公社，大人時時把小孩帶到公司玩耍。大人們時時召集起來，唸《毛語錄》、唱革命歌，當老闆的那位老先生，聲音宏亮，操一口蘇州腔的國語發表演說，控訴英帝國主義的黃皮狗如何毒打愛國同胞。許多年之後，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這位老伯伯跟在鄧小平身後，在香港卻宣傳如何「保證馬照跑、舞照跳、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了」。這一切，令我有點早熟，見識了中國人政治的變幻滄桑。

　　文革時幸好我在香港，「見證」了毛江的極端派在香港發動的五月暴動。政治是一場騙局，我很早就知道了，尤其是中國人的政治，是騙中騙的超級老千遊戲。我一度跟在大人後面，也喊過「打倒港英」，沒想到多年之後，我的父母和他們許多「愛國」的同事，都紛紛把子女送到英國去讀書。

　　物是人非，後來的世界都不一樣了，我慶幸我在殖民地的香港，七分旁觀、兩分經歷，一分參與了這段荒唐的中國年代。因為這段經歷，令我日後在英國的教育和生活都開了竅，想通了許多，也學通了一點。比起成千上萬在文革爐火中煎熬成灰的亡魂，我實在太幸福了。

　　去了英國，有時候午夜夢迴，還在夢中見到那個追逐着我的肥佬，他還一面在喊「×你老母」呢，他的聲音，如此清晰而洪亮，我睡在英國小鎮冬夜暖烘烘的被窩裡，不止一次，在夢中，噗嗤一聲，笑出來了。